日本外交的出路在於扮演全球性角色

野田新政權成立了。新首相的外交亮相是9月在聯合國上的演講以及與奧巴馬總統的首腦會談。野田首相最為重視的是作為“國際共同財富”的日美同盟，表示出比當初更為鮮明的探索亞洲安全保障的姿態。鳩山首相曾唐突地提出東亞共同體構想並主張轉移日美普天間基地的機能，使日美關係產生滯澀。野田首相的姿態是對此有所反省的表現，是極為合理的對應。

我本人雖然對日本的這種現實性外交持肯定看法，但同時還希望新政權能具有更加寬闊的外交戰略眼光。

作為全球性角色，日本已在世界上得到承認。在通貨、經濟、高新技術等方面，日本獲得了舉世公認。這本應該與日本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也是相輔相成的。

不只限於經濟，在安全保障領域，也變得必須從世界範圍來審視各國間的關係。作為EU共同防衛政策，在印度尼西亞亞齊省對警方進行的民間援助活動，如今已司空見慣，不足為奇。安全保障問題已變得必須從全球角度來考慮。冷戰結束後不久，這種狀況在世界上已是不言自明的了。

必須拓寬外交視野

事例之一實際上反映在歸還普天間基地問題上。對此，必須在冷戰結束後美國重新調整西方同盟關係、重新探討日美安保條約的文脈中進行觀察。冷戰結束後的1996年，當時的總統柯林頓訪日，表明了歸還普天間基地和（重新探討）擴大在亞洲範圍內日美同盟的意向。其直接發端雖然是緣於駐紮沖繩的美海軍陸戰隊隊員對女小學生施加暴行的事件，但同時也反映出美國在世界性的同盟關係中重新調整太平洋同盟（與亞洲的同盟關係）的時期已經到來。在日本，雖然強調那是海軍陸戰隊隊員醜聞所導致的，但從國際關係學上更準確地說，那是在重新調整全球安全保障體制必經之路上的必然結果。

對美國來說，最重要的同盟夥伴是以英國為首的西歐各國。美國與西歐關係和其與亞洲的關係並非相互獨立。冷戰時期歐洲在美國的軍事力量下安全得以保障，冷戰結束後開始主張自主防衛，在1994年初的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首腦會議上，美國與歐洲之間正式達成妥協。

美國向日本接近是從美歐達成妥協稍前開始的。這從筆者本人1993年去美國時的經歷中可以得到證明。美國的亞洲太平洋政策中樞的人們屢次三番地希望與我這個日本人見面，他們在尚未引起日本重視的北朝鮮核威脅問題上徵求我的意見。也就是說，他們已經在摸索東亞安全保障體制的重新調整。那時正是美歐關係中的安全保障體制大致有了頭緒的時期。

事例之二是我在華盛頓任喬治・華盛頓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時的經歷。當時正值伊拉克戰爭期間。伊拉克戰爭一觸即發之時，我國懷著“海灣創傷”的內疚，提出無論如何都要及早表明支持美國，可是從全球角度來看，西歐的德法兩國沒有表態支持，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中俄兩國也沒有予以合作，不該忘記在此狀況中對美國立場表示支持的是來自亞洲的國家日本。其重大意義超出了我們的想像。繼日本之後表明支持伊拉克戰爭、開始爭相向美國表“忠心”的國家，是以往對戰爭持否定態度的韓國及印度尼西亞等遠東各國，在這個意義上講，是日本統一了亞洲的意見。

真正把握日美同盟面對的世界局勢

上述例子中所展示的日本外交，其意義遠遠超出了日本國內的評論範疇，那也是縱觀全球才可全面理解的。歐洲發生的變化乍看似乎都是間接性的，但世界依然處於美歐為中心的價值觀和行動規範的牽引之下。擺脫目光短淺的外交必須從拓寬視野開始，野田首相雖然一直在說“目光不能局限於國內”，但他所提倡的“政府共識”卻令人存有一絲不安。東日本大地震帶來了史無前例的災難，為了重建，國內政治上的團結一致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對外部世界漠不關心，或者唯日美關係而不顧。在以日美關係為核心的同時，必須從更廣闊的視野來考慮發揮多層面的同盟作用。

只有作為全球性角色發揮作用，日本外交才有出路。比如，目前就是否參加TPP(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問題的討論，在國際上想避開貿易自由化的浪潮是行不通的。為此，擺在我們面前的是如何確保競爭力這一嚴峻課題。而且在討論TPP問題以外，還存在著構築將美國排除在外的亞洲自由貿易區還是以美國為中心的亞太自由貿易區這樣的選擇問題。在這裡我們也面臨著永遠存在於日本外交中的進退兩難的窘境。

如何克服這種困難局面，將決定於日本作為全球性角色以怎樣的覺悟在世界彰顯自己的國際見識。

將經濟和政治、外交分離思考的方式不為世界所接受。以全球的角度議論經濟問題，在我國的論壇中不受抵觸排斥，但是遇到外交問題，議論往往只局限於日美關係和亞洲地區外交，其原因是不是在於我們的“太平洋戰爭創傷”呢？

日美同盟是全球戰略夥伴關係。正如文字所示，擁有全球視野也有益於日美同盟。只有真正把握日美同盟面對的世界局勢，才會成為美國更好的伙伴。新政權在展開外交時，希望將這一點也能納入視野。

（2011年10月13日）

（原文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