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家馆野泉：一只手上飞溅出的五彩音符

音乐家是“手艺人”

轻快有力，音色清澈，琴声纤细而复杂。馆野泉用左手在键盘上编织出的音乐，以其丰富的表现力，让听众陶醉其中。

“通过这只手来演奏音乐，并用音乐来表现自己的内心情感”。馆野泉自称是“手艺人”， 20多岁就移居芬兰，之后以芬兰为根据地，只要有可以放置一台钢琴的地方，无论天涯海角他都会欣然前往演奏，无论那里是富丽堂皇的音乐厅还是小小的会场，只要听众喜欢，他就感到无比幸福。

2002年在芬兰举行的一场独奏会上，馆野突发脑溢血，导致右半身瘫痪，那时他65岁。最初人们都担心他无法再作为钢琴家重返舞台了。但2年后，他以“左手钢琴家”身份复出。即使在80多岁高龄的今天，依然精力充沛地开拓着左手音乐的新未来。

不能用双手弹琴，但馆野泉丝毫没有把这视为不利条件。“对我来说，生，即意味着弹琴”,他说。“刚开始用左手弹琴的时候，我感到是那么地有趣，心中充满了幸福。我又可以弹琴了，仅此而已。我从来没觉得用一只手演奏有什么不方便”。

怀揣一颗自由之心移居芬兰

在病倒之前，馆野频繁往来于芬兰和日本之间，不过近几年只有夏天和圣诞节期间在赫尔辛基度过。馆野回国后不久，记者在东京目黑区他出生的家里采访了他。这所昭和年代初期建造的木结构房子里，处处铭刻着家人的音容笑貌。他微笑着说，“我是在这个家里由接生婆带到这个世界的”。1936年，馆野作为4个孩子中的老大呱呱落地，父亲是大提琴家，母亲是钢琴家，馆野5岁就开始正式学习钢琴了。他说父母并没有强迫孩子们学习乐器，他的弟弟和两个妹妹也都是在耳闻目睹中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乐器的。

“我的父母是日本搞西方音乐的第一代人，也就是所谓的‘开拓者’。当时的环境，虽然无法学到较高的音乐演奏技巧，教师也很少，但他们都是从心底里热爱音乐的人”。

二战结束后不久，父母开设了钢琴教室。据说学生一时曾多达百余人。因为学生要上课，家里的4个孩子就没琴可弹了。每到这种时候，父母会说“去做你们喜欢的事情吧”，“于是我们就到外面去打棒球玩，或者去看电影。那些日子过得真快活”。

1960年，馆野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东京艺术大学毕业，同年初登舞台，举办了独奏音乐会。次年，他用了半年时间，自由自在地游历了北欧、苏联、德国、法国，并在1964年决定移居芬兰首都赫尔辛基。

何必非要到“天涯海角”去呢——这是当时周围人们的反应。因为那时的北欧，在音乐领域属于二流，如果想学习音乐或积累职业经历，去德国、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才合乎常理。

“原本我就没有去国外学习音乐的想法，并不想去西方音乐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我讨厌被价值观所束缚……我也想离开日本，去一个听不到周围杂音的地方，自己一个人待着。我想将各种新鲜的经历和体验，全部用流淌在我心中的音乐表现出来。而且我很喜欢北欧。”

馆野最初为北欧所吸引，是在初中读了挪威作家玛丽·汉姆生（Marie Hamsun）的«小小赶牛人»和«赶牛人的冬天»之后。进入高中后，他又阅读了芬兰民族史诗《卡勒瓦拉（Kalevala）》等很多北欧文学作品，被作品中对大自然的描写所打动。“为了寻找笔友，我给北欧四国都发了信，但只有芬兰来了回信。”27岁决定在赫尔辛基定居时，生活还没有着落，但女笔友和她的家人，以及种种相遇都为馆野开辟了新的道路。通过音乐工作，他还遇到了自己的终身伴侣。

首次亮相赫尔辛基的舞台，馆野在独奏会上演奏了拉赫玛尼诺夫、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除此之外，他还在曲目中增加了三善晃的钢琴奏鸣曲。其后他也一直有意识地介绍日本作曲家的作品。他说，“无论住在哪里，弹奏生我养我的祖国的作曲家的优秀作品，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与日本全国的粉丝们以及福岛的缘分

馆野通过精力旺盛的演奏活动确立了自己钢琴家的地位，在日本国内，热情的粉丝也不断增加。那是1972年在东京文化馆举办独奏会时的事情。由于节目安排一味贪多，结果他断定没有时间演奏预定的斯克里亚宾的曲子了。当他向观众做解释时，不由得说了一句“一周之后的下午，大家到我家来的话，我在家里为大家演奏”。

结果，据说那一天竟然来了280位客人，在馆野家门口排起了长队。“房间里容不下那么多人，所以分了3次来演奏”。以这次自家演奏会为契机，粉丝俱乐部成立了，而且粉丝逐渐发展到了全国。

虽然馆野在日本全国各地演出，但与福岛县的关系尤为密切。“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经常受福岛县原町市（现南相马市）的邀请，去那里的婚礼现场及公民馆进行演奏。2003年，名为‘yumehat’的一座非常出色的市民文化会馆在那里落成，他们希望我来当馆长。那时我刚病倒不久，还无法弹钢琴。但他们一再坚持要我来做。我复出之后每年都在那里举办演奏会”。

在正式复出之前，应粉丝俱乐部“哪怕只是坐在钢琴前也可以的”这种请求，馆野在各处举办了一些小型独奏会。他说也多亏这样，自己才渐渐找回了自信。

在2011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及核事故中，福岛受灾惨重。同年6月，为了确认“yumehat”的状况，馆野访问了南相马。当时那里成为了自卫队的紧急驻地。两个月后，馆野在赫尔辛基举办了支援灾后重建音乐会。演出曲目皆为日本作曲家的作品，但仍然赢得了全场观众的起立鼓掌。

在77岁生日音乐会“馆野泉 左手音乐节”上（2013年11月10日于东京都新宿区的东京歌剧城演奏厅，时事社）

重返舞台的契机

“脑溢血病倒后，经常有人问我，不能再象以前那样演奏丰富多彩的曲目了，想必一定非常痛苦吧之类。但我并没有绝望”， 馆野这样说。“不过，我当时并没有考虑只用左手来进行演奏活动。虽然弹曾经演奏过莫里斯·拉威尔的《左手钢琴协奏曲》，但病倒之后也没心情弹了。现在想来，那时一定是在等待着什么新的契机吧”。

而这个契机，来自我那个拉小提琴的长子Janne，他某天若无其事般地留给我的一张乐谱。那是英国作曲家弗兰克·布里奇的《三首左手即兴小品》，是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右手的钢琴家朋友创作的。

“我感觉这里有自己能弹奏的音乐。即使只用左手也能充分表现，能够跟音乐融为一体。我意识到了这一点。”

两天后，馆野委托作曲家间宫芳生创作左手演奏的钢琴曲。“2004年，日本诞生了首部专为左手演奏创作的曲目，那就是间宫的《风之印记》”。

这个作品是从美国原住民纳瓦霍族传说中的风神神话中获得灵感而创作的，由5个曲子组成，要完美弹奏出来必须有高超的演奏技术，最后一支曲子完成于2004年5月，馆野复出巡演开始的数日之前。他全身心地投入准备，终于赶上了首次演出。

开拓左手演奏的音乐世界

当时专为左手创作的曲目还比较少，因此馆野积极委托国内外的作曲家创作新的作品。“刚开始很多人觉得‘挺难’，比较犹豫，但现在即使我不提出请求，他们也会主动为我创作了”。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作曲家认识到，在双手弹奏的乐曲上，前人做了各种尝试，如今已经处于 “完成时态”；但专为左手进行创作，则让他们多了一个成为先驱者的机会。“迄今大约有10个国家的作曲家为我提供了乐曲，加起来超过100部。左手演奏的音乐在世界上还不大为人所知，因此现在日本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发达国家’”。

这些曲子中，像吉松隆的《塔皮奥拉幻景》等，很多都“弹奏了有200次”。“在反复演奏的过程中，作品不断融入到自己心中，音乐表现力也随之深化。我总觉得心中有一种与听众共同创作音乐的喜悦之情”。

至于左手弹奏技术的难度，馆野还是最近才渐渐开始有所认识的。“这是因为曲子本身变得越来越难了。不过正因为此，才让我更感觉值得去弹奏。”

近年来，馆野还致力于援助因肌张力障碍等疾病造成右手残疾的年轻钢琴演奏者。2018年11月，石川县金泽市召开了左手钢琴演奏者评选赛，入选者可以参加在每年春季举办的音乐节。馆野担任了这个评选赛的评委。在5月的音乐节上，获得最优秀奖的两位钢琴演奏者进行了表演。今年11月还举办了第二次评选赛。

与上皇后美智子三手连弹

以音乐为媒介，各种机缘巧遇丰富了馆野的人生。与上皇夫妇的亲密交往也是其中之一。初次见到现在的上皇夫妇是在1983年，当时他们作为皇太子、皇太子妃访问芬兰。从那以后馆野一直保持与他们的交流，特别是与上皇后美智子，还因钢琴结下情谊。“她自己也弹钢琴，非常热爱音乐”。

1993年，也就是当时的皇后美智子患上失语症的那年，明仁天皇夫妇在赤坂御所招待了馆野，请他弹奏了几曲。馆野说，那时美智子也弹了让·西贝柳斯的钢琴曲《云杉》。

“她每年都来听我的音乐会。好像是前年吧，因为没有来而给我打了电话，并说‘有机会再一起弹钢琴’”。馆野作为左手钢琴演奏家复出后不久，曾在芬兰大使馆举办的活动中，第一次与当时的皇后美智子表演了“三手连弹”，这话的意思是邀请他再次共同弹奏。“她是言出必行的人。于是我拜托吉松（隆）先生编曲，准备了三首连弹用的乐曲。现在上皇后美智子刚刚做了手术，所以这个联弹不知何时才能实现，这些编曲非常精彩，我期待早日如愿以偿”。

每年11月馆野都在东京举办生日音乐会。迎来80寿辰的2016年，他挑战了4首钢琴协奏曲。今年，馆野准备在世界上首次演奏芬兰大师卡列维·阿霍(Kalevi Aho)、阿根廷作曲家保罗·爱斯肯德（Pablo Escande）的两首乐曲（《神秘》、《红风》），还有吉松隆的《KENJI 致宫泽贤治》。《神秘》是与儿子小提琴手Janne等的弦乐合奏，《红风》则是与铜管乐器以及打击乐器的合作演出。

“明年将举办纪念我登上舞台60周年的演出。我在考虑开一场独奏音乐会。当然还会有世界首次公演曲目。我现在就开始期待了。”馆野总是以这样积极的态度，乐观地面对未来。

摄影：大久保惠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