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冈：重塑历史，向亚洲门户城市发展

福冈市目前作为最有活力的地方城市而受到关注。根据2020年2月的统计，人口多达近159.6万人，在政令指定市中位列第五，人口增长率仅次于川崎市，排名第二。少子老龄化是日本社会整体面临的重大课题，作为解决对策，福冈市推出的核心发展战略为：通过支持初创企业及开展旅游观光和MICE(*1)事业搞活地区经济。

福冈市在2014年5月被选定为国家战略特区——“跨国创业与创造就业机会特区”，政府积极支持企业初创。福冈市的企业开业率(*2)分别在2013—2015年度及2018年度荣登全国首位(*3)，年轻创业者的比例也很高。另外，根据福冈市的观光统计，2018年外国人入境人数约为309.4万人，过去5年间增至2.6倍。入境者中以韩国人为最多，占51%，加上台湾、中国大陆和香港，前4位的国家和地区就占到了74.8%。

从2000多年前开始，福冈就通过海路与朝鲜半岛和欧亚大陆进行交流，最早接触到无人知晓的外来文化。此外，还发展出前所未有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活动，克服了不曾遭遇过的威胁，一直保持着繁华富足的城市风貌。现在的福冈市通过“支持初创企业”和“对外交流”两项措施提升城市活力，与自古以来悠久的历史基因一脉相承。

古代日本的外交和贸易的大门

福冈平原是日本最早种植水稻的地方，从朝鲜半岛传入稻作技术可追溯至2500年以前。1978年的调查证实，在环濠聚落板付遗址（福冈市博多区）内已使用通过水渠和拦河堰调节水量的灌溉技术。对于以大米为主食的日本人而言，板付遗址是最古老的农村。

发现弥生时代水田遗址的板付遗址（图片提供：福冈市）

国宝“汉委奴国王”金印是证实此地以首领权力开始进行“外交”的重要史料。中国的史书《后汉书》东夷传里记载着东汉光武帝于公元57年赐予“倭奴国”使者印绶一事，普遍认为即为此金印。据迄今为止的考古学研究推断，“奴”为博多湾的奴国，此见解已被学术界广泛认可。

1784年在志贺岛(福冈市东区)发现的国宝“汉委奴国王”金印（福冈市博物馆藏）

对东汉王朝而言，在形势稳定时期使节远道而来是彰显天子之德的喜事。奴国应该是在掌握了大陆这种形势的情况下进行外交的。奴国最迟于公元前1世纪建立，至少延续到3世纪。奴国的中枢地带为现在的福冈市博多区到春日市一带，也可以说是这座2000年城市的起点之所在。

日本列岛以畿内(*4)为中心形成国家，王朝中外交活动的重要场所是“鸿胪馆”。在太宰府的管辖下接待来自海外的使者和商人，遣唐使和入唐僧也从这里起程。遣唐使废除后，王朝和海外商人继续保持交流，鸿胪馆的功能从外交场所转换为贸易据点。商人们带来的物品被称为“唐物”，受到珍视。唐物是王朝的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奢侈品，对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若将其前身“筑紫馆”包含在内，鸿胪馆自7世纪后半期到11世纪前半期约400年间，在古代日本的外交和贸易中一直承担着重要功能。如果日本是丝路的终点站，博多湾即为它的大门。 

因交易而繁荣的“黄金岁月”

当鸿胪馆结束其历史使命时，11世纪后半期以后，贸易中心转移到博多。从事贸易活动的主要是居住在博多的宋朝商人，他们的居住地被称为“博多津唐房”，这是日本最早的唐人街。博多因为宋朝的海商、日本商人和工匠们的聚集而热闹起来，唐物被运到京都及幕府政权所在的鎌仓，受到珍视。包括荣西禅师创建的圣福寺在内，禅宗寺院也在中国商人的援助下兴建起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与日本人杂居。

博多遗址群出土的青瓷。南宋时代后期（13世纪后半期至14世纪前半期）在龙泉窑烧制而成（福冈市埋藏文化遗产中心藏）

博多遗址群出土的废弃白瓷。推测为12世纪前半期船只靠岸卸货时丢弃的白瓷碎片（福冈市埋藏文化遗产中心藏）

在大陆，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分别于1274年（文永之役）和1281年（弘安之役）两度征讨以博多湾为中心的北九州（元日战争）。“文永之役”后，镰仓幕府在博多湾沿岸修建石筑防垒（元寇防垒），“弘安之役”后设置统辖机关——镇西探题，博多转变为政治中心都市。

生之松原（福冈市西区）的“元寇防垒”遗址（图片提供：福冈市）

元日战争之后，贸易船也在中国的宁波、朝鲜的高丽和博多之间往来，镰仓幕府灭亡（1333年）后，博多也因日明贸易、日朝贸易、琉球贸易而繁荣。博多的富商也积极开展贸易活动。从11世纪到16世纪的这一时期，对他们而言可谓“黄金岁月”。

另一方面，镰仓幕府灭亡后，在南北朝动乱以及15世纪末到16世纪末战国时代的混战中，博多屡遭战火的洗礼。尤其是战国时代末期，有实力的大名之间相互争夺博多的统治权，1580年博多被烧毁，遭受毁灭性打击。1587年，平定九州的丰臣秀吉着手重建化为焦土的博多，此项事业被称为“太阁町割”，奠定了现今博多部(*5)街区的基本构造。

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九州最大城市

1600年，在关原之战中战功彪炳的黑田长政被德川家康封赐筑前国领地。长政在博多西侧的土地（现在的福冈市中央区）上筑城，将此地命名为福冈，这一名称源于与黑田家渊源颇深的备前福冈（现在的冈山县）。城下町福冈与中世以来的商业城市博多形成的双子城由此诞生。1889年，福冈市首次实施市制(*6)，将这两座城市合二为一，但面积仅为现在市区的1.5%。福冈和博多的不同风貌至今通过祭典活动依然清晰可见。

福冈城遗址。城内建有鸿胪馆遗址展示馆，两者皆为国家历史遗迹（图片提供：福冈市）

博多祇园山笠。从清晨天色昏暗时进行的“追山”将祭典推向高潮，随即进入尾声（2019年7月15日拍摄，时事社）

市制施行后，福冈市在城市间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九州地方一极集中的大都市。然而，在向近代国家迈进之初，九州的最大城市却是长崎，它是江户幕府的直辖地，也是唯一正式的对外窗口。在人口方面，明治维新的“主角”鹿儿岛和大藩主细川氏统领的城下町熊本皆为大城。另一方面，因被选定为官营制铁所而走在工业化前端的八幡，以及作为铁路起点和港口城市发展起来的门司等北九州各城市，都是九州在近代城市发展中的成功实例。

对福冈而言，城市化之初的一大契机是1910年举办的“九州冲绳八县联合共进会”，可称之为地方版的国内劝业博览会。因为举办博览会，市内电车等交通基础设施得以完善，此后又在这里创建了九州帝国大学，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转变为现代型消费城市，福冈发展为九州人口最多的大都市。

《博多观光鸟瞰图》，吉田初三郎作。1936年博多筑港博览会举办之际，受博多商工会议所委托所作（福冈市博物馆藏）

福冈一面以羡慕的目光眺望着北九州各大城市，一面希望发展为烟囱林立的工业城市，然而这一目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仍未实现。到60年代中期以后，福冈市的城市战略转变为管理中枢都市，也就是因第三产业聚集而开发的城市。而且，正是80年代以后信息化、全球化的进展，成为促使福冈市突飞猛进的关键契机。如今的福冈，搭上了从商品消费转变为服务消费的时代发展的顺风车，成为和亚洲各国紧密相连的创业城市。

因挖掘古物而浮出水面的史实

这座城市发展历程的饶有趣味之处在于，在福冈平原这个紧凑地区，仿佛将历史层层重塑一般在不断积累中延续至今——将大陆传入的水稻栽培技术进一步提高，人口聚居使得王权诞生，后发展为城市聚集区。我们将福冈市称为“重塑历史的城市”。

现代的开发也是一种历史重塑。然而，这些重塑行为并不等于将历史一笔勾销。例如，仅比惠与那珂遗址群（福冈市博多区）就出土了约300件古物，通过考古发掘，奴国的真实面貌也浮出水面。关于鸿胪馆，长久以来缺乏文献以外的史料，1987年因平和台球场的看台整修进行了考古挖掘，其全貌才得以呈现，现在已修建为国家历史遗迹。

博多遗址群的考古挖掘。在大博路(博多车站附近的干线公路)挖掘出从中世到近世的建筑遗构，呈层状分布。（福冈市埋藏文化遗产中心藏）

随着地铁的建设，博多遗址群从1977年开始挖掘，持续至今。挖掘出的建筑遗构以及以大量贸易陶瓷为主的出土文物，将一直以来通过民间传说和文献资料流传的国际贸易都市博多的城市景观更加具体清晰地呈现出来。在30多万件出土文物中，有2138件稀世珍品于2017年被统一指定为“国家重要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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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图片：福冈市航拍照。填海造地而成的人工海滨旁的高楼建筑群，是以1989年亚太博览会为契机开发的百道滨地区和地行滨地区（图片提供：福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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