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古代女性史，解读皇位继承制度上的性别歧视：再思“女帝过渡说”

从“职业主妇”到研究学者

历史学家义江明子真正开始研究古代女性史，是在29岁考入大学研究生院之后，此前她只是一名普通的“职业主妇”。她自幼向往日本武尊叱咤风云的古代日本，上大学时选择了日本史专业，但当时做梦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研究人员。

在那个年代，本科毕业的女性就业出路狭窄，毕业后的义江女士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第二年，23岁的她选择了结婚。这个岁数和上世纪70年代前期日本女性平均初婚年龄（24岁）基本一致。

“那会儿一直想在社会上做点什么，却每天都忙于料理家务和照顾孩子。一方面孩子很可爱，另一方面生儿育女也是重要的工作。但我觉得，要是让这些原因阻碍了自己投入社会公共生活，那就有些荒谬了，于是想到了对历史展开探求。有了明确的研究目标，后来就考了研究生。”

女权主义与女性史研究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女权主义运动在欧美国家广泛兴起，这时着手进行以近代史为中心的女性史研究正当其时。而此前，日本的家庭婚姻史研究一直是以古代史为中心的。

“早在战前，独立研究学者高群逸枝就指出，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走婚和‘从妻居婚姻（入赘）’都很普遍，从夫居婚姻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子女由母亲和母方亲属抚养长大，母亲和子女的情感纽带牢固。同时，她主张古代并非男尊女卑的社会，女性地位很高。然而，战前自不用说，即便是到了战后，男性依然在学术界占据绝对多数，几乎没有任何人认同高群的主张。直到女权主义思想广泛传播，女性研究人员数量不断增加，甚至形成了一个群体的上世纪80年代，女性史研究才在日本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得到了认知。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义江女士从事的研究活动，主要目的是分析女性在古代村落和国家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她会在深入阅读《古事记》《日本书纪》《续日本纪》、律令相关法律书籍、《风土记》《万叶集》等史料的基础上分析验证相关论点。

“在追寻国家历史和政治动向的研究中，几乎没有看到任何与女性有关的内容。尤其是古代史料更为有限。不过即便是众所周知的史料，如果带着问题意识重新翻阅，也会发现此前‘被隐藏起来的’女性社会生活。比如，村落或豪门望族中存在女性领袖，女性也拥有财产继承权，等等，在过去的研究中被遗漏或被误读的事实接连不断地显现出来。”

卑弥呼与女性首长们

2000年以后，市面上出版了许多关于古代日本女性首长和女性天皇（以下称为“女帝”）的书籍。

“得益于女性史研究的成果，古代女性的真实状况逐渐被呈现出来，尽管还只是少数，但确实也有一些男性研究人员开始引用这些成果。同时，还有一个背景情况是，大众媒体也发现，长久以往，‘父系男性’继承皇位的模式将走入死胡同，出于这种问题意识，他们越来越关注古代王权继承的方式。”

义江女士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研究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

“尽管大家依据《魏志倭人传》（以下称《倭人传》）这一有限的史料，围绕卑弥呼和邪马台国的所在地撰写了成百上千篇论文，但直到今天，人们仍然认为实际政务是由其弟一手操持，卑弥呼是神圣的巫女，从未在官方场合露过面。由于都是用‘男性掌握政治实权’这种所谓常识的偏见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没有任何人提出疑问。”

“可是，当我设定《倭人传》是基于中国根深蒂固的父系社会男尊女卑思想观点叙述而成这一前提，结合考古学和女性史研究成果重新阅读之后，就发现卑弥呼应该是当时实际主持政治外交的统帅。”

“比如，她之所以从未在外国使者面前露过面，并不是因为‘巫女’的身份，恰恰因为她是‘王’。7世纪末，日本模仿中国宫殿建造了藤原宫，首次拥有了接见外国使节的场所，在此之前，大和王权的王从未在外人面前露过面。”

经过针对古墓的考古学分析发现，弥生时代前期到古坟时代前期，列岛各地的首长男女皆有，女性首长人数占了30%到50%。其中，还有女性曾以武器作为陪葬品。当时，卑弥呼成为了30多个小国首长“共同推举”的王，而这些首长之中，自然应该也有女性。

义江女士提出一种设想：在那个男女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社会，卑弥呼被选为王，通过巧妙的外交手段，从中国获得了“亲魏倭王”的称号。

推古天皇的真实形象

古代，从6世纪末至8世纪中后期，曾出现过8代共六位女性天皇（推古、皇极=齐明、持统、元明、元正、孝谦=称德）。几乎与同一时期的男性天皇人数相当。尽管如此，女帝仍然一直被认为只是在父系男性继承皇位的传统中，迫不得已临时即位的“过渡性存在”。

日本首位女帝推古天皇是钦明天皇和苏我坚盐之女，在位时间（592-628年）长达36年。虽然她大力推进了以佛法为基础的国家建设，但大部分功绩都被后人划归在了其叔父苏我马子和外甥厩戸（圣德太子）的名下。

“从编纂《日本书纪》（以下称《书纪》）的时候开始，圣德太子就变成了神格化人物，推古天皇则是在众多民间传说中被提及，所以难以看清其真实形象。即便如此，只要不断收集称得上切实的史料，就会发现她是巧妙激发出前述二人的实力，开展外交活动的统治者。”

和卑弥呼受到“共同推举”一样，推古天皇的时代也是豪门家族奉为领袖之人成为天皇。这里有一个“长老原理”，如果没有积累一定的政治经历，就不会被视为可以独当一面之人，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几乎都要到40岁以上才能即位。

“那是处在一个通过激烈的实力竞争来逐渐统一国家的时代，甚至有过出兵朝鲜的行动，所以只有经历丰富，具有统领天下的领导力的人才能成为王。比如，推古之父钦明天皇是31岁即位的。据《书纪》记载，当时，他认为自己尚且年幼，经验不足，而同父异母的兄长、先王安闲天皇之妃经验丰富，且拥有统治能力，遂恳请其出任天皇。但遭到坚拒，最后只能自己即位。姑且不论史实如何，之所以写下31岁年纪轻轻无奈即位这样的说明，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无论男女，最好是有经验的人来领导国家。”

推古39岁即位时，厩戸刚刚20岁出头。按照当时的“长老原理”，难以认为厩戸取代了正值壮年的推古去主持政务。同样，其与马子之间全新的关系也由此显现出来。

“虽说是叔父和侄女，但实际年龄只相差2岁。我想，马子并没有在名义上捧高和引导侄女推古去做什么，两人是在母方苏我一族的宅邸一起长大的发小，恐怕都拥有通过发展佛教来打造国家基业的价值观，是志同道合的伙伴。”

古代日本是“双系”社会

过去，历史学上只有“父系”和“母系”的思维方式。如今，吸取文化人类学研究成果，认为古代日本是一种既不偏向父系，又不偏向母系的“双系社会”的观点广泛流行。义江女士认为，古代在决定豪门、王族的地位时，父方和母方双方的血统都具有重要意义，天皇的孩子无论男女都拥有继承皇位的资格。

“7世纪末，日本在模仿中国建立律令国家时首次正式确立了父系原则。我认为直到8世纪前后，包括统治阶层在内，实质上都是这种双系性质的原理在产生影响。”

同时，6到7世纪的王族为了提高作为世袭王权的血统尊贵度，不断在双系亲属关系中实施近亲结婚。这段时期，无论男女，只要往前回溯父方或母方亲属，大部分即位之人都能和一到两代前的天皇产生联系。

不过，8世纪初期编纂的《日本书纪》则模仿具有根深蒂固父系（男系）制度传统的中国史书体裁，营造出皇位向来仅由父系男性继承的感觉。

“比如，《书纪》提到，圣德太子是用命天皇的儿子，其母也是钦明天皇的女儿。从《天寿国绣帐》中记载的太子系谱来看，可以发现当时对双方的血统都很重视。”

“7世纪后半叶的天智天皇和天武天皇之父舒明天皇，在两人年幼时便已离世。母亲继承大统，即位成为皇极天皇。之后曾一度退位，但又凭借实力再次登上皇位，名曰齐明天皇。在后来成为天皇的兄弟二人成长过程中，她应该展现了作为国家统治者的榜样形象。从这一点来讲，天智和天武也可谓母系天皇。另外，双亲（舒明和皇极）分别在父方和母方两方与钦明天皇具有联系。”

“父系男性”继承皇位其实是新的制度

义江女士指出，仅限“父系男性”继承皇位的制度是在进入明治时期以后，日本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近代国家之际诞生的。

“当时，日本首次通过《大日本国宪法》和《皇室典范》，从法律层面规定了以前按照惯例决定的皇位继承方式。尽管争论到最后都一直僵持不下，但最终决定的结果是不承认女性即位，只允许父亲传给儿子这种父系男性继承方式。”

“如果比照新制度去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古代跨越8代共计6位女帝的出现是难以解释的。而相隔不远的江户时代也出现了两位女帝。这两人恐怕属于过渡的情况。于是就诞生了过渡说，这在上世纪60年代在学术界也成为了一种定论。90年代末以后，尽管纠正这种观点的时机日渐成熟，但始终未能颠覆这一论调。”

“战后，父系家长制被废除，国民主权、男女平等成为社会原则，天皇的存在意义也变成了国民的象征。尽管如此，社会上依然残留着男尊女卑式的价值观，至今仍在沿用天皇作为统治者那个时代建立的皇位继承制度。”

义江女士表示，问题在于，大众并未认识到父系男性继承制度是明治时代以后的新制度。“恐怕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父系男性继承皇位是自古以来的传统，所以不能改变这种制度。必须摆脱这种刻板思维，重新考问‘传统’，让全体国民一起思考现行宪法下的、作为‘象征’的天皇和皇室的存在方式。”

标题图片：“推古天皇像”（局部）土佐光芳 画（提供：圣德太子御庙所 叡福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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