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政治的年轻人，令人尴尬的真相

笔者既不是投票行为的研究家，也不精于青年理论。然而，每当临近选举时，经常接受当地媒体关于“青年投票”的采访。或许是因为我长期致力于与学生们一道或多或少地参与现实政治的缘故吧。

例如，在笔者任教的岛根大学有一个名为 “参政先锋(*1)：用年轻的手改善政治行动队”(以下简称“参政先锋”)的社团。自该社团2009年成立以来，笔者一直担任顾问。最近的一次活动是2021年的众议院选举时，对本校学生实施了一次“在线模拟投票”和“入口调查”。前者不仅实验了在线投票，也提供了独特的替代投票形式，以激发街头巷尾对提高投票率的议论。后者其实也是“出口调查”(*2)。只不过与在一般的“出口民调”有所不同，重点在于学生与选民直接对话的实践。这就是为什么被称为“（政治参与的）入口调查”的原因。

2013年参议院选举期间，学生们在松江市内实施“出口调查”（作者提供）

此外，由笔者主持的行政学讲座以实际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曾获得过“宣言奖”。这是因为参政先锋的活动，以及与松江市议会合作开展的实践性主权者教育得到了高度评价。

本文是从这个立场出发而撰写的，并不是基于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希望通过我与学生们的活动而获得的各种感受有助于推动现实的发展。

“烦死了”不是抗议，而是一种拒绝

年轻人投票率低的情况，该怎么办？这是在采访中经常被问及的问题。然后，不知何时起，我开始对此感到强烈的不适感。

首先，设定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很奇怪？

那些不去投票的人就是错的。这可能就是一个大前提。因此，问题变成了“如何让抱有各种问题的年轻人去投票”。但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谁会去问那些观看不好笑的漫才(*3)表演的观众为何不笑。与此相反，在讨论这个低投票率问题时，人们倾向于将成年人“搁置不问”。与其说是问题出在年轻人身上，不如说是因为我们的态度有问题。顺便说一句，此类采访往往仅限于选举期间，而且往往是把原本形形色色的年轻人混为一谈。

虽然有点唐突，但Ado所唱的《烦死了》这首歌曲值得一提。这首歌于2020年10月发布在YouTube上后被迅速传播开来，现如今已是一首浏览量超过2亿次的人气歌曲。这位歌手当时是一名在校的女高中生。她以其惊人的嗓音和压倒性的唱功，用“烦死了 烦死了”唱出了年轻人的不满和愤怒，吸引了各个年龄层的关注。但是我们不要对此有所误解。根据音乐评论家PATE AYUKAWA的说法，其主旋律不是“抗议”。这是一种对成年人的“绝望和拒绝”。抗议还是一种沟通方式，但断绝的话，就连接触点都没有了。这确实非常严重。

在政治参与方面，这种洞察力不应被等闲视之。成年人，甚至已经不在年轻人的视线范围内了，如果他们试图高高在上地进行说教，或者试图以一脸了然的表情靠近过来，年轻人往往是不予理睬的。那么，对此我们该怎么做呢？

对此没有妙招。首先，成年人可能别无选择，只能从我们自己的“库存盘点”开始。试问我们当初是如何认真面对这个问题的呢？难道不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吗？至于相关证据嘛……这一证据将在后文叙述。让我们暂且把它们统称为欺骗。年轻人已经看穿了成年人背地里的无数次欺骗。投票率低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本文是一篇带有自我反省意味的道歉信。与年轻人一样，成年人也是形形色色的。有些人是诚实的，而有些人则不在应该遭受指责的环境中。应该结合背景来解读。

保持黑色校规不变，“做一个明智的公民！”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主权者教育的不彻底。当选举权年龄被降低到18岁的时候，教育工作者确实在主权者教育方面投入了一定的精力。但这最终只是昙花一现。加之，学校以“中立”为借口远离现实政治的态度，即便是文部科学省修改了“昭和44年通知(*4)”之后，仍然没有改变。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模拟投票。投票的时间根据课程进度来随机决定，神圣一票被投给诸如“苹果党的坂本龙马”等，完全与现实脱钩。即便是模拟选举，我也希望至少应该让学生在实际选举期间从真正的政党和候选人中进行选择。

教师也应该反思自己没有把学生作为主权公民来对待。在日常的学校生活中，他们/她们没有获得作为“社会的构成者”（《教育基本法》第1条）的地位。以新冠疫情中的修学旅行为例，几乎完全由教职员工来决定是否实施的学校不占少数。与学生的情感相背离的黑色校规仍然停留在昭和时期的意识，这也证明了这一点。

例如，总务省的某个研究小组曾这样指出：“学生们应该参与社会，成为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主权者。”这可能是为什么学校经常鼓励学生参加社区活动和志愿者活动的原因。 然而，社会并非存在于学校之外，学校就是社会。如果他们被排除在与其息息相关和重要的“社会问题”（如校规等）的决策之外，培养“理智的公民”（《教育基本法》第８条）将何从谈起？主权者教育决不能局限于课堂上。

笔者再多说几句。我所居住的松江市是日本唯一拥有核电站的县厅所在地（类似中国的省会城市——译注）。2022年1月至3月，围绕是否重启核电站之事，在松江市和周边三个城市（米子、境港和出云）发动了“住民投票条例”的直接诉求。每个市征集的签名数量都远远超过了法定数量。然而，四位市长的意见书却与诉求人的意愿相悖，议会也否决了条例草案。政治家们总是吹嘘“公民发挥主导作用”，并一再声明“欢迎公民参与”。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轻视主权者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其实学校就是这种社会的一个缩影。

即便不关心政治，也不可能脱离政治

正如英国法学家和政治家詹姆斯·布莱斯（James Blyth）所指出，“地方自治是民主主义的学校”，我们经常把这种观点传递给年轻一代。但令人遗憾的是，原文中的一个词“实践（the practice）”被忽略了。或许应该说，这不是疏忽，而是缺乏现实感。19世纪末，布莱斯从居民在清洁扫除、道路维护和牧场管理等工作中相互讨论并分担任务的“实践”中看到了美国民主主义的原点。

而今天的日本，也是如此。有些人选择住在公寓，只因为他们不想加入“町内会（街道自治会）”。家长教师联谊会（PTA）的干事任命会也被嘲笑为“葬礼”，被选上的家长就像受到了惩罚一样。孩子们是目睹着这样的父母长大的。当然，町内会和PTA都有问题。但这就是为什么学习效果如此之大。孩子不是唯一需要“学校”的人。

笔者的年轻时代恰逢1990年代。当时，在众议院选举中的二十多岁选民的投票率在30%的后半段。事实上，与今天也没有多大差别。此外，投票率最低的一代人是20多岁的人，半个世纪以来都是如此。曾几何时，我们走过来的路……我们需要扪心自问是否有资格去指责年轻人。此外，即使是现在，也大约只有二分之一的“育儿一代”会去投票站。

我们必须继续进行进一步的反思。成年人经常说“投票给政策，而非人”。但现实情况如何呢？“因为欠了一个人情”“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无法拒绝”“我是那个艺人候选人的粉丝”……想一想确实是这么回事。事实上，参加“入口民调”的参政先锋的学生们从选民那里直接感受到的是，成年人在投票时也不会多么深思熟虑。各种羁绊很容易让人有多项选择，轻率的“跟风”造成了不稳定的政治体系。谁应该对此事负责？率先垂范就是针对成年人而言的。

上述论述，或许反省有点过度了。我要赶紧补充说明一点，成年人也一直在做各种摸索。例如，关于网上投票和降低选举年龄的建议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一些专家建议设置“青年选区”来反映年轻人的声音，或者设定“德莫尼投票制（Demeny voting）”，即允许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票。更为疯狂的是，有人还提出了应该允许将自己的一票按政策分割投票或将投票权委托给他人的机制。

然而，由于这些都没有实现，所以不能自鸣得意。结果，只能道歉。不，现在让我们重新开始吧。还是不要指望成年人为好。说实话，只因是成年人就是榜样，根本没这回事。我认为被（年轻人）无视也是无可奈何的。

但我想在最后传达一点。不要放弃对政治的参与。原因是你可以不关心政治，却脱离不开政治。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政治总是“烦死人”的。

标题照片：在松江西高等学校举行的“关于宪法改革的公民投票”的模拟投票（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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