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近东亚的人口危机

后疫情时代的经济霸权会转移到东亚吗？

新冠病毒引发的大流行病已经导致全球超过100万人死亡，而东亚地区的死亡和感染人数明显较少。有观点认为，既然创伤小，理应恢复快，全球经济霸权或将从深受打击的欧美发达国家转移到东亚。但东亚也逐渐暴露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弱点。那就是人口减少。

中国采取了严厉的封城措施并产生了良好效果，死亡人数甚至不到被称作“欧洲优等生”的德国的一半。台湾地区和韩国及时采取了基于数字技术的防疫对策，受到海外媒体的关注，即便是政府应对措施受到诟病的日本，死亡人数也远远低于七国集团（G7）的其他各国。

话虽如此，但绝不能贸然断言“后疫情时代将是东亚的时代”。从人口动态来看，东亚各国已经拉响了警报。

韩国和台湾地区都已出现人口减少

首先看日本。2019年出生的婴儿人数创下最近120年来的最低纪录。人口动态统计显示，2019年的出生人数在86万到87万之间，较上一年减少了5万多人。这是自1899年开始统计以来首次跌破90万人。

概括2019年的人口变化，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减少了50万人左右。原因在于死亡人数大幅超过了出生人数。由于外国人增加了20万人左右，所以全国总人口最终减少不到30万人。

预计新冠疫情会拉低出生人数，而采取入境管控措施又会导致外国人增长无望。人口减少的问题似乎还会愈演愈烈。

2019年，邻国韩国的“总和生育率（TFR，每名女性在育龄期生育子女数）”为0.92，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垫底。这个数字不及生育更替水平（2.1）的一半，甚至比日本（1.36）还低得多，“超级少子化”趋势不止。 

2019年11月以后，韩国人口一直处于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自然减少状态，今年上半年的出生人数同比减少了近10%，第一季度的TFR降到了0.84。韩国今年变为人口减少国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韩国统计厅预测称，到2065年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将达46%，社会老龄化程度超过日本。

台湾地区也是一个TFR在1.0附近低位徘徊的超级少子化社会。尽管2019年增加了2000人左右，但今年上半年的出生人数同比减少了6000人左右，已被死亡人数反超。该地区相关部门8月公布的推算数据显示，人口在今年1月达到2360万人的峰值后已经转为减少。比原来预计提前两年进入人口减少状态。

少子化浪潮甚至波及到了泰国

东亚被视为“全球增长中心”，回顾本地区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70年左右，日本率先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70年代以后，被称作“亚洲新兴经济体（NIES）”“四小龙”的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崛起，然后是东南亚国家和“巨龙”中国接过了高速发展的接力棒。

人口变化方面，似乎出现了与经济增长链条反向的衰减链条。日本最先出现少子老龄化问题，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和总人口分别在1995年和2008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减少，经济始终低迷不振。韩国和台湾地区也将在今年加入人口减少的队伍。四小龙的TFR全都低于日本，超级少子化正在成为一种常态。

东盟（ASEAN）方面，在新加坡之后，泰国的TFR仅为1.5，远低于人口零增长指标。泰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委员会预测称，该国人口也将在2028年达到峰值后转为减少。 

中国未富先老？

不过，全球最关注的恐怕是2019年推算总人口超过14亿的中国。

中国在2016年废除了从1979年开始执行的独生子女政策，转而推行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二胎的“二胎政策”。然而，出生人数在2016年出现小幅增长后转为持续减少，去年更是自“大跃进”政策失败导致出现大饥荒的1961年以来，时隔58年再次跌破1500万人大关。

官方智库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在TFR为1.6的前提下，本世纪20年代末将开始出现人口减少，但对此有专家提出了异议。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和北京大学教授苏剑认为人口统计存在“水分”，早在2018年就已经出现人口减少。 

中国在2013年迎来了劳动年龄人口的拐点，从“人口红利期”走向了“人口负担期”。一大批在大跃进后的1962年以后出生的中国版“团块世代（1947-1949年期间出生，支撑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代日本人——译注）”即将退休（通常情况下中国男性60岁退休，女性50岁或55岁退休）。社会科学院预测公共养老金储备将在2035年耗尽，而在人口持续外流的黑龙江等省份，养老金储备已经出现了枯竭（中国的养老金事业由各省自行运营）。

中国去年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但李克强总理在今年5月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的记者会上提到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000元（约合1.5万日元多一点）左右。“未富先老”的说法越来越具有了现实意味。

不断膨胀的“东亚泡沫”

在劳动年龄人口即将出现拐点的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发生了破裂。现在，东亚的房地产，尤其是北京、上海、深圳、首尔、台北等大城市的公寓价格高涨，疯狂程度甚至不输日本的泡沫时期，令人感到忧虑。

在文在寅政府治下，韩国房地产价格高涨，首都首尔的公寓等房产三年间的上涨幅度高达50%。据说公寓的平均交易价格达到了10亿韩元（9000万日元），热门的江南片区甚至超过20亿韩元（1.8亿日元）。政府打压房价的调控措施相继失败，导致文在寅政权支持率下降。

另一方面，包括房贷在内的家庭负债增加，国际金融协会（IIF）调查数据显示，韩国家庭负债与GDP之比在主要39个国家和地区中高居第一。在年轻人口减半的超级少子化状态下，住宅价格的高涨、家庭负债的膨胀能够维持到哪一天？ 

中国也是如此，深圳、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公寓价格已经飙涨到了平均年收入的数十倍。与此同时，也有调查显示中国的城市里有超过5000万套空置房。房地产巨头中国恒大集团债务缠身，传闻经营出现问题的流言四起。其他还有多家大型房地产企业负债比例居高不下，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让人不寒而栗。

如果中国和韩国出现日本当年那样的“泡沫破裂”，可能就会成为导致东亚经济长期低迷的导火索。

除了美中对抗之外的内在风险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政策杂志《外交事务》上以“濒临险境的亚洲世纪”(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为题撰文，警告说如果美中对抗加剧，可能会威胁到亚洲的繁荣。

实际上，让“亚洲世纪”濒临险境的并不只是美中对抗。我们也必须关注内在的人口危机。

标题图片: PIX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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