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法通过：分阶段调整，构建包容多样化劳动方式的社会

数十年来，日本社会一直存在长时间劳动的风气。尽管过去也曾多次出现认为应该纠正这种社会风气的呼声，但多数日本人依然从事着长时间劳动。安倍首相将本届国会定位为“劳动方式改革国会”，但日本的劳动方式究竟会不会发生变化呢？围绕此次劳动方式改革，本文将对①设置加班时间上限②年度带薪休假的享受③多样而灵活的劳动方式的实现④副业的发展⑤人才培养等五点加以评价，并就遗留的问题展开思考。

设置加班时间上限：分阶段下调上限

针对第一点，也就是设置加班时间上限，劳动基准法修正案把临时性的特殊情况作为特例，将单月上限设定在100小时以下，规定全年加班时间不得超过720小时。如果将全年720小时的上限做一个简单除法，那就相当于每月60小时，日均3小时。

笔者采用总务省统计局“社会生活基本调查”的时间利用情况调查数据，在进行计算后发现，日本人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忙碌程度呈现出趋势性的加剧倾向，2016年，大约30%的男性全职雇佣者每个工作日平均工作11小时以上，女性的该比例大约为10%。这是刨除通勤时间和工间休息时间之后的实际劳动时间，如果将一天的规定劳动时间设为8小时，那就可以解释为这部分人每天都至少加班了3小时以上。

围绕此次设置的上限，也有人认为设定得太高，相当于纵容过度劳动，但如果设定的规则和现状偏离过大，那也可能导致法律规定变成有名无实的空架子。我们首先需要从具有可操作性的水平起步，培育严守上限规定的土壤。然后，争取尽快做出下一阶段调整，下调单月上限和全年总劳动时间等，这样分阶段推进才是比较理想的做法。

做出调整时，需要考虑简化规则的问题。此次设置加班时间上限考虑了多方面的意见，规则搞得非常复杂。建立清晰简洁的法律制度也将有助于加强国民自身对违法企业的监督力。

要求用人方承担“强制员工享受”带薪休假的义务

第二，本次劳动基准法中还加入了旨在促进劳动者享受带薪休假的修正案。具体内容是，针对被赋予了10天以上年度带薪休假的劳动者，用人方每年必须对其中的五天规定具体休假时期。这份修正案虽然不如设置加班上限那么广为人知，但可谓是改变日本人劳动方式的重要一步。

现在日本人全年带薪休假的享受天数为年均8天左右，这还不到实际被法律赋予的带薪休假天数的一半。其中，甚至有10%～20%的人全年没有享受过一天带薪休假。享受率如此之低，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过去都是劳动者掌握着享受带薪休假的时间指定权。

换言之，日本长期以来都维持着只要劳动者不申请，就无法享受带薪休假的机制，许多公司和单位内部形成了一种顾虑同事和上司目光，不便申请带薪休假的氛围。这次修改规定后，休假时期指定权转移到了用人方手中，要求用人方承担义务，强制性地让劳动者每年至少享受五天带薪休假。可以认为全年休五天是第一步，我们期待着今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年假享受率。

经济萧条时期长时间劳动反而增多

针对如何实现第三点，也就是多样而灵活的劳动方式，法案中加入了创设特定高度专门业务和成果型劳动制（高度专业制度）的内容。该制度规定了一种特殊的劳动方式，职务范围明确、且拥有一定年收（约1000万日元以上）的劳动者在从事需要高度专业知识的业务时，在采取了健康保障措施、又获得本人同意和委员会决议的前提下，允许对其不适用劳动时间、休息日、深夜加成工资等规定。

这项制度按照工作成果而不是时间来确定薪酬，可以激发劳动者追求更好成果的积极性，有助于提高生产力，用人方对此充满了期待。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表示反对，认为创设这种制度将会加剧过度劳动的问题。

如果被排除在限制加班对象的范围之外，劳动时间会发生怎样的实际变化？庆应大学的山本教授和笔者利用长时间追踪同一人物生成的平行数据，针对原本属于限制加班对象的劳动者改为现行裁量劳动和管理监督者等时间管理宽松的劳动方式后劳动时间受到的影响进行了分析（Kuroda and Yamamoto 2013）。

我们运用倾向指数（propensity score）分析法，尽可能地对限制加班对象组别和时间管理宽松组别的各个劳动者的属性加以匹配后进行分析，发现平时两组的平均劳动时间并没有出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差别。不过我们发现，如果把分析周期限定在雷曼危机爆发后的经济萧条期，时间管理宽松组别的劳动时间就比限制加班对象组别要长，在非大学毕业的劳动者中，这种倾向尤为显著。

笔者等研究人员对此的解释是，进入经济萧条期后，希望节省加班费的企业会把工作推给不用发加班费的劳动者，进而导致了上述结果。在以制造业为支柱的时代，一旦经济萧条，企业就会减产，劳动时间就会呈现出变短的倾向。但在第三产业成为主流的现代，莫如说现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在经济萧条期反而会呈现延长的倾向，东京大学玄田教授、庆应大学太田教授和笔者实施的另一项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Genda, Kuroda and Ohta 2015）。

成果型劳动制的关键在于激励机制的设计

在现代社会，即使经济萧条，也有许多必须要做的工作，经济萧条时期，有限的人员容易被要求承担更多工作。那些无法拒绝工作、谈判能力弱的劳动者一旦被排除在限制加班对象范围之外，很可能就会成为经济萧条时期长时间劳动者增多的重要原因。今后，如果迎来了重新研究时间宽松型劳动方式对象范围的局面，有必要慎重地讨论适用对象的范围。

当然，现在已经很难给劳动方式设定统一的规则，作为多样化选项之一，不受工作场所和时间限制、高度自由化的劳动方式也具有改善劳动者福利待遇的性质。我并不想否定劳动方式的选择多样化，但在引入这种高度自由化的劳动方式之际，用人方应该充分留意因为激励机制设计不合理反而导致生产力下降的可能性。

只评价成果而不管过程的成功报酬型劳动方式的外生性激励，对那种工作的质和量可测、只要沿用过去的做法即可复制生产的工作能够很好地发挥作用，但对于那些专业性要求高、不确定性大的工作，莫如说将会产生反效果，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相关研究也指出了这一点。对于需要创造性和革新性的行业劳动者而言，必须营造允许失败的环境，并且给予内生性激励。

在纠正长时间劳动问题之前发展副业是危险行为

第四，在本次劳动方式改革中，绕开纠正长时间劳动问题，先行认可副业发展的动向显得十分活跃。现在，所谓的云端劳动力在全球范围都处于增长趋势中，日本也转变了态度，开始认可副业的发展。然而，正如日本银行行长在2018年6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仍然残留着1998年到2013年期间一直存在的通缩心态”那样，尽管当前日本面临人口减少和景气复苏，严重用工荒问题日益凸显，但薪酬依然保持着不易上涨的僵固性。

如果在工资没有得到充分上调的情况下发展副业，那么希望尽可能增加收入的劳动者就会身兼数职，不仅有悖于纠正长时间劳动问题的初衷，甚至有可能构成降薪的压力。

如果政策搞错了次序，有时就会造成意想不到的结果。在纠正长时间劳动问题的规则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先行发展副业是一种危险行为，在发展副业和建立法规制度时，需要充分注意政策的次序，谨慎加以推进。

彻底调整教育培训以提高生产力

最后，顺便说一说劳动方式改革与人才培养的关系。长期以来，许多日本企业都会给与年轻员工试错机会，认为在培养阶段，那些也许与生产无关相关的长时间劳动也属于中长期投资，企业只是希望通过教育培训打造人力资本。

有个与此相关的问题令人忧虑，那就是现在企业都督促年轻人早一点下班回家。这是最近劳动方式改革的潮流，也是经常能在职场一线听到的说法。这些现在没有接受充分教育培训，工作质量马马虎虎，还被督促早早下班回家的年轻人，十多年后将会成为单位的骨干。

笔者利用前述的时间利用情况数据计算后发现，2016年时，全职工作的日本男女中，一周内每天至少抽出15分钟以上时间用于自我提高的人员比例不到5%。由此可以看出用于掌握技能的自我投资时间已经变得多么匮乏。

如今这个时代，已经难以开展费时的OJT（On the Job Training）式教育，可以说，日本也需要考虑劳动方式改革将对未来日本生产力发展造成的影响，从而彻底调整教育培训方法了。

要切实缩短劳动时间，以便“尽早降至目前美国和英国的水平以下”。这句口号并非目前日本政府正在推进的劳动方式改革提出的方针。实际上，这是1987年政府审议会以建议形式发布的“结构调整指针”（新前川报告）中提出的内容。现在距离这个方针的提出已过去30年，但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那样，日本人的劳动方式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日本的人口不断在减少，对于这样一个国家的劳动市场来说，为了确保劳动力，实现经济发展，已经没有允许我们一直停滞不前的余地。如何谋求从将一个普遍性超长时间劳动视为就业前提的社会，转变为允许那些面临育儿、看护老人、自身健康问题等各种情况的人按照各自希望选择不同劳动方式的社会，这是眼下的紧迫课题。

参考文献

Yuji Genda, Sachiko Kuroda and Souichi Ohta, “Does Downsizing Take a Toll on Retained Staff? An Analysis of Increased Working Hours in the Early 2000s in Japan,”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36, 2015, pp.1-24.

Sachiko Kuroda and Isamu Yamamoto, “Impact of overtime regulations on wages and work hours,”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es, 26(2), 2012, pp.249-262.

标题图片：参加完日本全国工会总联合相关组织举行的“五一”集会后，参与者又举行了反对政府“劳动方式改革”的游行，2018年5月1日，东京代代木公园（时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