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语学习法：安格斯・洛克耶（伦敦大学副教授）

“偶然”来日

我初次来日，实属“偶然”。我在大学攻读西洋史，临近毕业，我想得决定今后的去向了，于是来到大学的招生就业办公室。在那里我偶尔看到一本《在日本教英语》的小册子。我当时想，尝试一下或许不错——既有机会体验新的事物，又有了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将来的出路问题。

我姑且报了名，总算通过了面试，几个月后，作为JET项目(*1)的一员，来到位于山口县岩国市的一所商业学校，当上了英语教师。

那是非常美妙的2年时光。但是初到日本，我一句日语也不会说。虽然上飞机时准备了1、2册日语教科书，然而日常生活中一旦遇到问题，我要么目不识丁，要么哑口失声。在课堂上倒没有太大问题，优秀的同事们在我和学生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随时注意防止我犯错。只是每天放学后，必须自己料理所有的事情，这样就不得不学习日语了。

在岩国商业高等学校的课堂上（1988年，左）。大约20年后，在伦敦的街头（2007年右）。与当时在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担任客座教授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同事（右）和她的学生们在一起

然而问题是，我从来就不擅长学习语言。人生需要忍耐的事情很多，学习语言可以说是其中之最。不幸的是，我与忍耐力无缘，而且，我是第一次在亚洲生活，新鲜事儿对我来说太多了，我没有心思按照日语教科书的假设，努力练习如何用日语说明去理发馆的走法之类。

代之以教科书的学习，我参入了各种俱乐部，和学生们一起进行体育运动，拜访住在附近小镇的朋友，去濑户内海的小岛远足。当然，还积极创造机会，品尝美酒佳肴。

寓学于乐——“居酒屋”是最好的课堂

结果，这些“吃喝玩乐”的场所，在我的日语学习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要掌握语言，“沉浸式”的学习方法，即完全投入到那个语言环境中去，那么即便辛苦艰难，也是非常有效的。

我每天早上8点至傍晚5点，都和说日语的老师、学生们一起度过。很快我发现，一方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形发出特定的声音组合时，会引发出另一方特有的反应。于是，我效法擅长模仿的父亲，也开始了“鹦鹉学舌”，果然我感到收效不错，这样能使对方产生我所期待的反应。

不过，在课堂上我还是略为谨慎小心的。篮球、柔道等体育训练则比较放松，然而彻底把我从紧张情绪中解脱出来，还是在晚上的“居酒屋（日本式的小酒馆——译注）”。比如在订酒点菜时、想和柜台里的人聊天时，或者要了解自己居住地区的情况时，就不得不说日语。于是我开始了实践。尽管我掌握的词汇少得可怜，语法也错误百出，但我毫不在乎——正确地说，是几杯啤酒喝下去后，对这些都感到无所谓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的发音应该是不错的。即便我说的话语无伦次（我边啜酒边想），但听上去还是像日语的吧……。

2张均摄于2008年。在京都小酒馆里，饱尝了美味的鲜鱼和各种日本酒、烧酒。当时我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外国研究员

注重实践，边做边学

直到2年后离开岩国，我都没有去碰那些日语教科书。只是我萌生了想更多地了解日本的念头，所以感到必须进一步提高日语水平。于是，我终于开始在东京上日语学校了，后来在西雅图也选学了日语课，但说不上是个好学生。我明白了过去模仿的一些声音组合的原意，它们和我理解的意思差不多，只是我似乎常常使用“山口女高中生方言”。总之，一味死记硬背语法和单词，对我来说还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尽管比以前有耐心了，但依旧缺乏忍耐力。

最终还是象在岩国一样，靠实践总算学会了日语。在西雅图，我阅读了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还翻译了经济学家村上泰亮(*2)的著作。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坦福大学时，我拼命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其中包括从战后日本主要报纸的报道到明治（1868-1912）初期奇妙的汉文训读体（日本人依日语文法读解汉文的方法——译注）文献，乃至镰仓幕府（1185-1333）的候文（日语在中世纪至近代期间使用的一种文言体——译注）等。

2011年9月，在东京召开了纪念JET项目创设25周年研讨会。不知何故，我也受邀在会上介绍自己的体验，因此有机会重访了山口县，与旧友重逢，得以向他们表达了感谢之情。其实，我至今仍然没有信心讲好日语，我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也是请朋友翻成日语后“照本宣科”的。但另一方面，如果走进居酒屋，那我就会如鱼得水。不过，无论在研讨会上还是居酒屋里，我想我的的确确地说了日语，而且，我想表达的意思甚或也都得到了大家的理解。

标题图片：川崎市冈本太郎美术馆。大阪世博和冈本太郎也曾是笔者的研究课题

（2013年5月10日，原文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