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概念的变迁与区域合作

区域合作孕育出的“东亚”

2012年夏季之后，东亚地区接连出现了日中尖阁诸岛（钓鱼岛——译注）、日韩竹岛（韩国称独岛——译注）等关于领土问题的激烈矛盾，时至今日仍未见趋于平息的迹象。在这样的形势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余地来谈论“东亚的区域合作”了。然而，根据从最近数月的摩擦中得出的印象，将日中韩等国家之间的摩擦与冲突视为一种宿命，并推导出“不可能实现区域合作”这种结论恐怕是大错特错的。实际上，正如后文所阐述的那样，本专题中所说的“东亚”这个地区概念完全是20多年来区域合作不断发展的结果。

“东亚”这个说法，乍看似乎很熟悉，但其实是一个模糊的地区概念，首先让我们就此作一番考察。今天，多数日本人听到“东亚”一词会想象出多大的一个范围呢？大致的一种印象是将其视为由日本、中国和朝鲜半岛等构成的东北亚地区。中国和朝鲜半岛在地理位置上与日本相邻，且都深受中国文明的影响，使用汉字和筷子，自古以来就开展了深入的交流，因此日本人觉得本国与前两者属于相同地区（东亚）的想法恐怕也是十分自然的。事实上，直至近年，日本提到“东亚”，都是指上述范围。

不过最近又出现了带有另一种印象和范围定义的“东亚”，而且其重要性正在不断提高。那就是将日中韩及东南亚各国统称为“东亚”的地区概念。过去，相对于日中韩这样传统意义上的“东亚”，这个概念在多数情况下指的是“广义的东亚”，而近年来，常常就被单纯地被用作表示“东亚”。本专题中提到的“东亚”也属于这种“广义的东亚”，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倡议建立“东亚共同体”时，其地域范围也是以日中韩和东盟各国为主的“广义的东亚”。

从“狭义的东亚”到“广义的东亚”这样一种变化，到底是为何发生，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起到关键作用的无非就是区域合作。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具体过程（以下凡提到“东亚”，均指“广义的东亚”。）

包括东盟在内的广义“东亚”的诞生

第一个将“东亚”作为官方用语来称呼日中韩和东盟各国的人，是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马哈蒂尔曾于1990年倡议建立EAEC（东亚经济论坛）。该倡议旨在构建一个便于东盟国家与日中韩三国就经济问题展开磋商的平台，其背景原因在于马哈蒂尔对有关世界贸易秩序的讨论活动长期由欧美国家主导实施这一状况感到不满。然而，美国认为该倡议将导致自己被排挤出亚洲，因此表示了强烈反对。遭遇美国的反对后，起初还积极支持这一构想的日本也变得消极起来，提出条件称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加入，自己才会加入。最后，EAEC的构想也无果而终。

不过，EAEC中提出要建立日中韩+东盟这种区域合作框架的设想却以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形式得到了实现。促成此举的契机正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货币危机。当时，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经济结构的调整作为提供援助的条件，导致东盟各国进一步陷入困境，它们通过求援的形式，邀请日中韩三国领导人参加东盟领导人会议，就如何应对经济危机等问题进行了协商。作为其成果，东盟与日中韩三国签署了允许相互融通外汇的货币互换协议（清迈倡议），以防止再次出现货币危机。取得这一成果的背景是，上述国家在经济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相当紧密。大家已经逐渐树立了一种共识：必须防范某一国的危机在整个地区引发连锁反应。

另外，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在东盟+3的框架下又召开了领导人会议和外长会议，并通过定期会晤，增强了制度化的色彩。2005年，东盟+3联合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吉隆坡召开了第一届东亚领导人会议。

通过上述过程，将东盟+3称作“东亚”的情况不断增多，“广义的东亚”开始作为一种新的地区概念逐渐固定下来。可以说，正是区域合作创造了“东亚”。

存在中台、朝韩的分裂国家问题，东北亚形势复杂

观察上述历史可以发现，在“广义的东亚”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催化剂作用的是东盟。反过来说，最初在没有东盟参与的情况下，日中韩三国很难建立合作关系。尽管自1999年以来，日中韩领导人总是在东盟+3的场合齐齐亮相，但直到2008年三国才得以单独召开领导人会议（第一届日中韩领导人会议）。

为何东北亚难以实现区域合作呢？让我们对比东南亚的情况来思考这一问题。今天，东盟已被视为亚洲范围内地区融合的典范，而在1967年成立之初，也出现了不少质疑的声音，认为它不一定能真正地维持凝聚力，稳定地存在下去。东盟成立前夕，作为其核心国家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还曾一度处在冲突状态之中（马来西亚纷争）。然而，由于采用了被称为“东盟之路（ASEAN Way）”这样一种重视各方共识、具有灵活性的运作方式，所以尽管充满了曲折，但东盟最终仍然成功维持了团结局面，成员国也逐渐扩展到东南亚全境，进而被人们视为了亚洲范围内地区融合的典范。自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南亚各国以东盟为中心，在地区融合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与之相比，东北亚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这个地区的特点在于，即便是进入全球冷战结束后的21世纪以来，依然存在中国与台湾、韩国与朝鲜这样两个分裂国家。这在全球各个地区都是绝无仅有的。换言之，这样两个分裂国家与曾经侵略过这些国家并实施了殖民统治的日本共同构成了东北亚。东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反映了冷战的分割线与战争留下的不幸历史。

依然未建立邦交的日本与朝鲜

比如，日本与韩国在建交的谈判过程中常常因为有关殖民统治的意见分歧而发生争执，尽管在冷战时期曾同属自由主义阵营，但直到二战结束20年后的1965年两国才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在1972年与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与此前关系紧密的台湾（中华民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另一方面，韩国与中国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才建立了邦交，日本与朝鲜至今尚未建交。再者，朝韩战争目前仅仅是签署了停战协定，还不能说战争已经结束。

如上所述，日中韩之间得以开展正常的外交活动是年代较晚的事情，并非如同一般人印象中那样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同时，东北亚的外交与区域合作还面临着一个难题，那就是应该 如何定义台湾和朝鲜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为就朝鲜核开发问题展开磋商，日、美、中、韩、俄与朝鲜从2003年起召开了“六方会谈”，作为东北亚的地区框架，这是一项首开先河的壮举。可是，由于朝鲜坚持要走发展核武器的道路，导致“六方会谈”也在事实上进入了休眠状态。

货币和经济领域的合作引领区域合作

下面，让我们立足于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上述差异，概览一下“广义的东亚”范围内的区域合作情况。

作为“东亚”一个整体，在实质上得到最多发展的恐怕当属货币方面的合作关系。正如前文所述，东盟+3的框架原本是为应对亚洲货币危机而建立的。最初，清迈倡议意味着由东盟+3的各国间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构成的网络，2010年时，各方就将之整合为一项多边协议达成共识，其区域合作的性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

在东亚地区，近年来同样是在经济领域日渐活跃起来的是FTA（自由贸易协定）与针对贸易和投资等对象的EPA（经济合作协定）等涉及贸易与通商的合作关系。中国与东盟间的FTA（2010年生效）和日本与东盟各国间的EPA（2008年与新加坡等五国开始启动）或许应该算是典型代表。同时，东盟本身也提出了要建成东盟经济共同体的目标。相对于构成了东亚各国多边框架的清迈倡议，FTA和EPA却仅限于日本与东盟和中国与东盟这样的双边关系中，并未形成覆盖整个东亚的形态。另外，还有APEC（亚太经合组织）和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样超越了“东亚”界限、囊括了美国和大洋洲的框架，甚至存在包含上述所有框架在内的FTAAP（亚太自由贸易区）构想。不过，在贸易方面，除了FTA相关的关税外，汇率等其他因素也会产生较大影响。为了进一步激活比重日渐升高的东亚区内贸易，日本的智库呼吁建立“亚洲通用货币”(*1)，但至少在近期之内，东亚地区恐怕还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货币的发行与国家主权具有密切联系。况且还有近来爆发的欧元危机的前车之鉴。

正如亚洲货币危机之后的事态发展所反映的那样，引领亚洲区域合作的力量是各方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政治领域情况如何呢？如前文所述，在货币危机中结成的东盟+3的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在2005年促成了东亚领导人会议的召开。美国和俄罗斯也于2011年加入了该会议。不可否认，在参加国范围不断扩大的同时，地区融合的方向性和凝聚力却在日渐缺失。

在政治领域，一旦涉及安保问题，我们就无法跳开美国来谈论东亚秩序。美国与日韩两国建立了双边同盟关系，在前方驻扎了美军部队，部署了第七舰队，可谓在东亚也具有强大的军事存在感。尽管存在ARF（东盟地区论坛）这样一个广泛覆盖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的安保框架，但就现状来看，除了培养信任外，恐怕难以说它还具有更多意义。

在危机管理、福利及环境等领域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东亚范围内的区域合作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尤其是在货币方面形成了最具实质性的合作关系，而在政治领域，尽管存在相关框架，但除了定期磋商的机制外，并不存在更多的实质内容。以上现实情况反映了这样一种发展形态——经济的活力在实质上催生了东亚的地区融合，而政治方面是在追赶经济的脚步。这与政治决策主导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形成了鲜明对比。

与欧洲一体化相比，东亚的地区融合进展迟缓，尽管有人对此表示惋叹，但欧洲一体化基本上是在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军事框架下发展起来的。如果将目前东亚地区融合的格局套用到欧洲来看，那么，在缺乏NATO这一框架的条件下，想要建立一个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共同体恐怕非常困难。经济上的联系与安保框架的不吻合是东亚地区融合的最大特点和课题，而在这一点上，欧洲的情况差异很大，不能只是贪图方便，单纯将某个方面作为范本来思考自身问题。

那么，我们在东亚区域合作的方向性上可以做出怎样的展望呢？可以认为，这个问题存在三个层面。第一是经济层面，在东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今天，区内经济一体化正在不断发展，从中长期来看，恐怕将会建立适应这一形势的合作关系。第二是政治与安保层面。由于中国在军事上的崛起等原因，目前在东支那海（东海——译注）和南支那海（南海——译注）出现的紧张局面也有可能日益频发。旨在避免其演变为军事冲突和真正矛盾的危机管理或将显得愈发重要。第三是旨在应对“完善针对老龄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包括公害对策在内的环境问题”等东亚共同课题的区域合作。在这一点上，除了经济援助外，提供有助于构建相关制度的经验和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支持或许将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三个层面的区域合作往往会在不同的时间跨度和不同的方向上运动，要从整体上把握三个层次可能并非易事。然而，这就是东亚区域合作的实际状态，也反映了东亚这个地区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