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龄及人口减少社会的现实与对策

1．序言

日本已经进入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日本的总人口在2008年左右达到峰值后，已出现减少趋势，并且老龄化率（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2007年已超过21%（超高龄化标准值）。此外，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于2012年1月公布的“日本未来推算人口”报告预测，人口减少与老龄化进程将加速发展。短期未来的日本将迎来与过去截然不同的社会状态。那将是怎样的社会？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本文将对此做出阐释。

2．超高龄及人口减少社会的现实

(1)人口金字塔的变化与人口问题的特质

日本人在讨论人口问题时，往往会将总人口的减少作为典型问题。然而，不远的未来，日本将不是一个按照现在的人口金字塔“相似形”而简单地缩小的社会。

下图显示的是1960年、2010年和2060年（推算）的人口金字塔变化情况。我们可以看出，2010年至2060年，不仅是总面积（总人口）在缩小，人口金字塔的形状也在发生变化。甚至不如说，2010年的形状已经称不上“金字塔”了，它因中老年人群的膨胀而呈现“壶形”，而2060年则变成了“倒金字塔形”。顺便提一句，图中2060年的100岁以上人群看起来具有相当规模，这并非绘图时的失误。1960年前后，超过100岁的人只有100人左右，2010年增至约4万4000人，2060年预计将增至63万7000人(*1)。总之，我想强调的是，短期未来的日本并不仅是总人口减少，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将发生彻底改变。

同时，图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即（1）1960年接近15岁的人群规模庞大，（2）2010年60-65岁人群及40岁左右的人群非常突出。这主要是受到了1947年至1949年第一次生育高峰（即所谓的“团块一代”）的影响。换而言之，1960年时，“团块一代”正好长到11至13岁，造成了（1）的现象。另外，之所以出现了（2）的现象，则是因为“团块一代”在2010年达到了61-63岁，而他们的后代（诞生于第二次生育高峰的一代）正好是40岁左右。这是在思考人口问题特质时极富启发意义的事实，因为它说明了某个阶段的出生数量将对之后数十年产生长远影响。一般来说，过去的现象不仅会影响到现在，还将“束缚”短期的未来。实际上，日本的人口结构之所以会发生巨大变化，都是由于1947年至1949年的第一次生育高峰后，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以下简称为“TFR”）降低，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TFR长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该水平是在保证一定出生率的情况下而得以维持的）的结果，我们不得不认为短期未来的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这样的“前提条件”而造成的。

(2)日本整体人口结构的变化

尽管人口金字塔的变化可以帮助我们从视觉上理解人口结构的变化，但为了思考短期未来日本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的现实与对策，必须进行更加细致的分析。下表依据“日本未来推算人口”报告，归纳整理了“过去”（1960年和1985年）、“现在”（2010年）和“未来”（2035年和2060年）的人口基本指标。尤为重要的是以下五点。

日本人口基本指标（1960年至2060年）

（注）总人口、三类人口的括号内数值是将2010年数值设定为100时的指数。
（出处）由笔者依据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日本未来人口推算（2012年1月）”报告中的中等出生及中等死亡率推算值，总务省《人口普查》数据制作。

第一，总人口的减少。与2010年的1亿2806万人相比，2060年的日本总人口将减少4132万人，降至8674万人。即日本的总人口将在未来半个世纪内缩小至现有规模的3分之2左右。同时，引人注目的是，在减少幅度上，与2010年至2035年间的1594万人相比，2035年至2060年将扩大到2538万人。这意味着人口将在今后加速减少，所以预计2040年后，人口将以每年100万人以上的规模递减。100万人几乎相当于日本一个较小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译注）的总人口。为何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人口减少现象？比如，2040年的死亡人数为167万人，出生人数为67万人，相抵后总人口减少100万人。死亡人数在2040年前后达到顶峰后，出现减少趋势，2060年时降低至154万人，但同年的出生人口仅有48万人，所以总人口将减少106万人。第二，老年人的增加与老龄化的加剧。2010年的老年人口为2948万人，到2035年时将增至3741万人。之后，在2042年达到3878万人这一顶峰后，开始出现减少趋势，但由于总人口持续减少，所以2060年的老龄化率将上升至39.9%。也就是说，我们将迎来10个人中有4个老年人的社会。同时，老年人口中，7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速较快，特别是在2010年至2035年期间，将从1419万人增长到2278万人，增幅达60%。这主要是由于“团块一代”将在2024年迈入这一行列之故。此外，还想再次提醒一下，2010年至2035年期间，死亡人数将从120万人增至166万人，增幅为40%。超高龄社会就等同于“多死社会”。第三，出生人数的减少与低龄人口的锐减。观察低龄人口的变化就会发现，与2010年的1684万人相比，2035年降至1129万人，几乎减少了3分之1，到2060年时仅为791万人，将减少至2010年的一半以下。值得注意的是，出生人数的大幅减少并不是基于假定今后出生率仍将继续下降。实际上，“日本未来推算人口”报告中，在中等出生率条件下，2010年的TFR为1.39，而2035年为1.34，2060年为1.35，变化不大，在高出生率条件下，2035年为1.59，2060年为1.60，会偏高一些。但即便如此，出生人数还是会减少(*2)。这是由于过去出生率低下的影响，导致了作为生育人口参数的生育年龄人口减少。当然，这并不是说不需要采取少子化对策。支援妇女兼顾生育与工作，解决年轻人的失业问题，为人们的结婚生育创造一个宽松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过，简单认为只要提高出生率就能避免短期未来低龄人口和总人口减少的想法并不妥当。第四，劳动年龄人口的锐减。尽管劳动年龄人口已经有所减少（峰值是1995年时的8717万人），但与2010年的8173万人相比，2060年仅有4418万人，几乎将减少一半。如果劳动参与率相同，那么劳动力人口就与劳动年龄人口成正比。从这个意义来说，2010年至2035年期间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幅度（1830万人）与2035年至2060年的减少幅度（1925万人）基本相同这一点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换而言之，尽管2010年至2035年期间老年人口激增，但作为支撑的劳动年龄人口却将大幅减少，如果用登山来做比喻，这一时期就如同到了“登顶前的最险峻陡坡”。第五，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形成的比例（老年从属人口指数）快速攀升，这与前述几点都存在联系。老年从属人口指数是用于表示多少名在职人员负担一名老人的指标，1985年时，7名在职人员负担一名老人，而2010年时已锐减至2.8名负担一名，2035年继续减少到1.7名负担一名，2060年更将进一步减少至1.3名负担一名(*3)。此外，由于日本高中、大学升学率高，且老年人的工作欲望也很强，所以将15-64岁人群划定为劳动年龄人口、65岁以上划定为老人口的划分方法未必符合社会实际。因此，作为参考，此表中也列出了将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分别划定为20-69岁和70岁以上人群时所得出的指数。观察该指数可以发现，尽管老年从属人口指数的增速有所放缓，但上升趋势仍然相当明显。

(3)各地区老龄化情况的差异与家庭结构的变化

前面我们考察了短期未来日本人口减少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情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思考如何应对超高龄社会这一问题时，只看日本整体的人口指标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掌握以下两点。第一，各地区老龄化情况的差异。过去，人们往往会认为老龄化问题只是发生在农村和人口稀少地区的问题。然而，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日本各都道府县未来人口推算（2007年5月）”报告显示，大城市圈（大城市及周边地区——译注）方面，不仅老年人的实际人数会激增，而且增长率也很高(*4)。顺便提一句，2005年至2035年期间，埼玉县、千叶县、神奈川县和冲绳县四县的老年人口将增加75%以上，东京都、爱知县和滋贺县将增加50%以上，除了冲绳外，其它都是大城市及其周边县。大城市圈的老年人显著增长的原因在于，经济高速增长期出现了大量年轻人从地方涌向城市的人口迁移，这些人即将步入老年(*5)。当然，人口稀少地区的人口绝对数量显著减少，无疑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所谓的“极限村落（人口的50%以上为65岁以上老年人，婚丧嫁娶等社会共同生活难以维持的村落——译注）”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此我想强调的是，解决城市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是“刻不容缓”。第二，家庭结构的变化。这对思考医疗及护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的“日本家庭数量未来推算（全国推算）”[2008年3月推算]报告显示，预计日本的三代同堂家庭将会减少，单人户家庭（一个人生活的家庭）和只有夫妻两人的家庭将迅速增长。尤其是户主在65岁以上的家庭将从465万户增至569万户，单人户家庭将从387万户增至717万户。此外，虽说都统称为单人户家庭，但子女住在附近、住在远处、没有子女这三种情况下，家人提供照顾的可能性以及针对紧急事态的应对等截然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时未婚独居生活的男性老年人为27万人，女性为53万人，而到2030年时此类人群将猛增至168万人和120万人。这并非是在发现患上痴呆症后找个成年监护人就能解决的问题。摆在面前的难题是，在当地应该找谁来替代老人家属的功能，他们又应该如何承担这种功能。

3．如何应对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

人口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如此大规模的超高龄化及人口减少将对各个方面造成重大影响。由于篇幅的限制，以下仅选取（1）政治、（2）经济、（3）社会保障等三个方面，就相关政策课题与应对措施展开思考。

(1)政治

关于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将对政治产生的影响，首先可以列举的一点是国力的下降(*6)。而且，由于在日本人口锐减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却在增加，所以从人口规模角度来评价的日本国力的相对地位将进一步下降。顺便提一句，日本1950年时的人口规模列全球第5，2010年仍位居第10，但据联合国的推算，预计2050年时将跌至第16位。当然，国力并非单纯取决于人口规模。虽然经济实力在这当中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但正如后文所述，由于老龄化和人口减少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作用，所以从这个意义而言，这些问题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国力下降。

因此，或许也会出现关于积极接纳外国移民，以补充减少人口的论调（所谓的“补充移民论”）。不过，这是有关国家存在形态的根本性问题，应该慎重考虑。另外，关于接纳外国劳动力的问题，即使就现状而言，实际上早已形成了依赖日系巴西人等劳动力的局面，但根据欧美各国的经验来看，轻率地接纳廉价的单纯劳动力并不能说是理想之举，更应该优先考虑的是提高日本人的劳动参与率。这并不是要求日本对国际社会紧闭门户，“我行我素”。日本必须与其它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加深信赖，在经济和政治上加强合作。此外，相对于经济实力而言，活跃在国际机构等组织内的日本职员人数较少，培养国际社会的通用型人才和提高信息宣传力是目前的紧要课题。

下面再来谈一下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对国内政治造成的影响，这有可能会导致代际间的利害冲突加剧。这是由于老年选民比例上升，那些对老年人不利的政治决策将难以施行。顺便说一句，2010年老年选民在选民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为28.0%，2035年和2060年预计将分别增至38.8%和45.8%。因此，预计决策者会越来越倾向于放弃那些将造成老年人年金减少、负担增加的政治决策，在“经济持续下滑”的社会中，这只会加重子孙后代的负担，致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为了避免上述问题，需要做到以下基本工作，即每一个国民都应认清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的严峻现实，自觉树立现在的课题应由现在的一代人来解决的责任意识，另外，还需要修改选举制度等(*7)。比如，在现行的小选举区制度下，选举的争论点容易被局部化，考虑国家整体长远利益的政治家不易当选，所以应该考虑回归过去的中选举区制度。此外，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地方城市和农村的人口减少问题较大城市更为严重，所以或许也会出现地区间对立的问题。笔者想要指出，不仅是代际间的利益冲突，在避免地区间对立的问题方面，“国家整体长远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2)经济

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是（1）资本积累、（2）劳动力、（3）技术进步，人口减少（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及老龄化的发展基本上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作用。

关于第一项的资本积累。如果不进行一定的储蓄，并用于扩大生产设备等投资，经济就无法增长。人在年轻时会将一部分收入变成储蓄，退休后将之用于补贴自己的消费。这就是经济学上说的“生命周期假说”，而整个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这个假说，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及老年人口的增加都是造成储蓄率低下的重要原因。同时，随着人口的减少，日本的市场将会萎缩，与增长率较高的新兴国家相比，投资魅力减弱，海外投资（资本供应）减少，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降，很有可能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关于第二项的劳动力。劳动力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成正比。从这个意义而言，2010年至2060年期间，劳动年龄人口锐减3755万人所产生的影响非同小可。同时，如果劳动供求关系紧张，就会导致工资上涨，进一步拉大国内外劳动成本的差距，促使制造基地向海外转移（所谓的“产业空洞化”），这些影响也令人忧虑。此外，医疗、护理属于劳动集约型产业，人们可能会强调其就业诱导效应，但从中长期来看，预计医疗、护理人员的数量将越来越难以确保。

关于第三项的技术进步。如果技术进步带来生产率的提高，就能推升经济增长率。不过，人口减少将怎样影响技术进步，这一问题并非那么单纯。例如，有一种论调认为少子化将有利于增加人均教育投入，提高人力资本配置率，但反过来又有一种论调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技术进步本身就是人口的函数。换而言之，这种观点认为，如果假设技术进步的发生概率为一定，那么技术进步的发生就与人口成正比(*8)。此外，即使从接受与利用IT等领域的技术进步来看，老龄化的发展通常也被视为消极因素。

另外，关于人口问题与经济的关系，有观点认为应该按人口人均GDP来讨论。其依据的理由是，如果人口减少，国家整体的GDP就会缩小，但生活的富足水平是以平均到每个人身上GDP为衡量尺度的。不过，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如果考虑到“规模利益”的因素，宏观视野也不可忽视。比如，总人口的减少意味着国内市场的缩小，将对企业活动和资本引进等造成不良影响。另一点是，负债也应该计算在内。日本的国家及地方政府的长期债务余额高达GDP的约两倍，如果人口减少，人均“负担”（债务额）就会增大。

那么，应该怎么应对呢？关键在于（1）提高劳动参与率和（2）提高生产率这两点。针对（1），提高妇女及60岁以上人群的劳动参与率尤为重要，为此，必须通过完善托儿所等手段支持妇女兼顾抚养子女和工作，并向人们提供多样化的工作形式和机会。虽然我这里写的是“60岁以上”，但这并非限定一个特定的年龄。应该废弃退休制度，创造一种环境，即使是老年人，也可以在他可能的范围内继续工作，这是一项重要工作。

关于（2），除了高等教育外，还应设法提高包括初等、中等教育在内的教育水平，以及人们在工作单位内外的能力。同时，在税制上也应采取优惠措施，放宽限制，促进企业积极投身技术开发。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经济战略上不可采取保护政策，反倒是要让国内企业参与海外竞争，提高资源分配效率，激发产业活力。

(3)社会保障

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会通过经济学上所说的“旁路（bypass）”对社会保障造成影响，还会产生巨大的直接冲击。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老年从属人口指数的迅速上升。为什么呢？因为社会保障的实质是将在职人员创造的“生产成果”分配给老年人，带有强烈的代际赡养色彩。

最浅显易懂的例子便是年金。日本的年金制度实质上采用的是征收方式。简单地说，征收方式就是由在职人员负担老年人领取年金的一种机制。因此，老年从属人口指数的快速上升不仅会威胁到年金制度的可持续性，还会破坏代际间支付与负担的公平性。同时，日本的年金制度采用的是社会保险方式，被雇佣者的厚生年金保险费由劳资双方各自承担一半。因此，经济界强烈主张 ：“雇用者负担的增加将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不利于开展国际竞争。因此，应该遏制社会保险费负担的增大。”

在此背景下，2004年实施的年金法修订工作限制了年金的支付水平（比如：参考被保险人数的减少率及平均寿命的增长，调整了支付额），设定了保险费上限（比如：2017年以后，厚生年金的保险费上限固定为18.3%）(*9)。然而，围绕年金制度改革的争论并未平息，人们不断提出各种根本性的改革方案。以下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方案。

第一，有观点主张，为了避免代际间产生差距，应将年金制度采用的征收方式改为公积方式。可是，仅在年金制度中讨论代际间差距的做法并不妥当。比如，现在的老年一代在过去没有年金制度的时代是以个人力量来赡养上一代的，要评价各代之间的公平性并非那么简单。同时，如果改为公积方式，除了如何运用这笔巨额公积金的问题外，如果考虑到通货膨胀风险等因素，还会面临能否保障年金支付的实质价值这样一个关系到年金制度本质（存在意义）的问题。此外，即使将征收方式改为了公积方式，仍然存在如何处理“双重负担”（转型期的生产年龄人群既要按征收方式负担老年人，同时又必须承担自己的公积义务）的难题。

第二，有意见认为，应将社会保险方式转变为税收方式。可是，税收也是国民的负担，即使转变为税收方式，支付与负担的结构并不会发生本质上的改变。此外，尽管有人指出税收方式的好处在于，可作为解决未缴纳保险费的无年金人员问题的一种对策，但如果对从未缴纳保险费和一直坚持缴纳保险费的两种人给予同等待遇，从公平的角度讲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现阶段我们无法将社会保险方式彻底转变为税收方式，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是税收方式与（过渡性的）社会保险方式并存的复杂机制。

总之，笔者想要强调的是，（1）年金制度的改革与解多元联立方程式具有相似之处，“部分解”不能保证“全体解”，（2）由于年金制度属于长期保险（国家与国民之间的一种长期契约），所以难以在短时间内大刀阔斧地更改制度。但这并不表示不需要改变现行制度。比如，应该加强年金的最低保障功能，调整包括加强年金支付课税在内的年金支付水平。此外，还应立即着手研究延后领取年金起始年龄（现行为65岁）的问题。总之，年金制度不可纸上谈兵。笔者的结论是，我们只能以现行制度为基础，顺应人口与经济的变动，让各代人在同龄人及代际之间分担“痛楚”。

接下来，笔者将考察在社会保障领域中与年金同等重要的另一个支柱——医疗。年金只是关于各代同龄人内部及代际之间收入转移的金融机制。而医疗却具有在金融事务（费用的结算与筹集）之前提供服务（交割）的过程。因此，相对于年金而言，超高龄化与人口减少对医疗造成的影响更为复杂。由于篇幅的限制，此处将重要课题和对策分为四项内容重点阐述(*10)。

第一，必须转变单一的医疗观和医疗模式。为了应对日新月异的医疗技术革新，医学的专业分化将是必然趋势。不过，如果专业分化不断发展，综合医疗的重要性也将提高。尤其是老年人（尤其是后期老年人口），除了患有多种疾病的情况外，随着身体功能低下和出现痴呆症后，护理需求也将提高。因此，不分脏器的全身医疗、维持日常生活的医疗、具有尊严的看护医疗等都将越来越重要。另外，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医疗的话，其相关领域将进一步扩大。除了传统的护理和福利外，还将扩大到延长健康寿命所必需的便于防病、护理、保健和生活的住宅，乃至“城市环境建设”领域。总之，人们常说“医疗是医学的社会性应用”，既然应用医疗的社会已经与过去截然不同，那么我们也应当重新审视医学和医疗的存在方式吧。

第二，必须实现医疗的功能强化与效率化。除了老龄化的发展外，伴随医疗技术进步，医疗费的增长也将不可避免。如果强行控制费用，医疗的质量就会下降。当然，也不是说医疗的存在与经济没有关系。我们还是需要努力提高“与投入资金相符的价值（value for money）”。医疗机构的功能分化与推进彼此合作都是具体的课题。与其它国家相比，日本的医疗供应体制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病床数多，而平均到每张病床的医疗人员较少。要提高医疗质量，如何汇集医师等医疗人员提高“医疗密度”是一项紧要课题。同时，如果功能分化进展顺利，医疗机构相互之间或医疗与护理之间的合作也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尽管人们正在推进家庭医疗，但将之单纯地理解为就在自己家中医疗（狭义的家庭医疗）则是不现实的。除了老年保健设施及特别养护老人院外，还必须积极扩充集体公寓、配有护理服务的住宅等群居型居住类设施和住宅。尤其是老龄化现象迅速加剧的大城市，这个课题迫在眉睫。

第三，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如何确保医疗从业人员队伍成为一个实际问题。而且，为了应对医疗日益先进的变化，除了数量外，从业人员的质量也非常重要。然而，其它产业领域也希望获得优秀的劳动力，尤其是围绕年轻劳动力的“争夺战”将不断激化。届时，重要的是提高医疗从业人员的专业职能、通过调整业务分工来提高生产率。观察医师和护士等职务的实际情况可以发现，他们肩负着其他职能人员和事务岗位人员可以替代完成的业务，这已成为造成他们工作过重的重要原因。非医师也能完成的业务就交给护士等其他医疗从业人员或事务人员去做，非护士也能完成的业务则可以交给护理人员去做，除了让他们可以专注于本职工作外，还必须努力促使他们提供各自的技能水平。

第四，确保医疗费负担的公平性也将变得十分重要。观察2009年度的各年龄层“国民医疗费”可以发现，占总人口20%多的老年人花费的医疗费超过了总医疗费的一半（55.4%），如果将老年人分为前期老年人口（65岁至74岁）和后期老年人口（75岁以上），又会发现，占总人口10%多一点的后期老年人口花费了约3分之1（32.6%）。这固然存在由于年龄增大，看病率上升的不可抗因素，但今后随着超高龄化的发展，围绕医疗费的支付及负担的代际间对立可能会不断加剧。因此，除了通过前面提到的医疗效率化和预防工作来努力延长健康寿命外，或许还有必要研究是否应提高老年人医疗费窗口部分负担比例，过去设定的这一比例一直低于在职人员(*11)。

4．结尾――结论

以上是笔者对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的现实与对策进行的一些考察，最后提出三点结论。

第一，人口问题的“可怕”之处在于当我们意识到它的时候已为时过晚，无法采取补救措施。实际上，我们不得不认为，短期未来的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由“前提条件”所决定的。不过，正因为如此，所以重要的是“想象”未来将会发生的事态，并从现在开始“防范”。此外，还必须推行延长健康寿命，提高妇女和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等各项政策，缓解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的冲击。

第二，无论古今东西，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经历过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尽管间或也能听到“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不足为惧”的论调，但面对未曾经历过的现象，或许需要谦逊一些。此外，正因为我们无法完全预测未来，所以更需要保留应对那一时刻的“余力”。说得直接一点，不能搁置问题，应该说这是我们对后代的社会责任。

第三，超高龄化和人口减少并非日本固有的问题，全世界都非常关注日本的相关对策。尤其是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地的出生率都低于日本，其它东南亚国家中，不少国家的出生率也低于人口更替水平。此外，如何应对超高龄社会是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课题。因此，即便是从为国际社会做贡献的角度而言，日本集结智慧，展示一种可以妥善应对超高龄、人口减少社会的范本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