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回）永远活跃在第一线

加藤嘉一
KATŌ Yoshikazu
1984年生于静冈县。2003年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大学留学，毕业于该校国际关系学院。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版、香港《亚洲周刊》、The Nikkei Asian Review专栏作家。截至2012年3月，加藤在香港凤凰卫视新媒体（凤凰网）上的博客访问量达6300万次。中国版推特（Twitter）（新浪微博）的粉丝超过150万人。

喜欢村上春树

加藤：我非常喜欢村上春树。村上在自己的著作里说，希望自己死后的墓碑碑文中写上“村上春树 作家 写了 跑了 活了。” “至少始终没有走”，也就是说，终生在奔跑。他表达的那个“至少”一词，我太喜欢了。

我曾对一位中国媒体人士说：“一个外国人如此拚命学习贵国的语言，在贵国的媒体环境中发言，这对中国来说是很荣誉的事。”还说过：“日本人在贵国的媒体上说话，是在为贵国的媒体造势啊！”

竹中：确实如此。

加藤：我说：“这，不是很光荣的吗？”并鼓起掌来，这时看到对方的脸色刷地变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2011到2012年，我一直在落实走进中国100所大学的巡讲计划。经常听到的却是中国媒体的斥责：“日本人，闭嘴！”还有“滚回去！”、“闭嘴”之类的脏话。不过，只要面对面地对话不是就能理解吗？ “象我这样的外国人能用中国的语言说中国的事，是中国的进步。”

竹中：的确如此。

加藤：我想说：“不管怎么，那么多人学习贵国的语言，到贵国来做事。起码得拿出欢迎的气量来，你不是大国嘛。”

竹中：是要对它说，拿出大人样儿来。

滥用“选民”“国民”的媒体

加藤在武汉大学挤满听众的会场讲演

加藤：创造与大学生面对面对话的机会是为了提高透明度。不光在网上发言，也在大学生面前露面。置身听众之中，对他们说：“你过来！”“来试试吧！”“你，到讲坛上来！”虽然说法有点怪，但我就是这样培养粉丝的。时空共享，气息交织，一起流汗。

我想永远活跃在第一线，珍视当事人的意识。当下的日本最欠缺的这种意识的，或许就是霞关（官厅集中地）、永田町（政党总部集中地）和大报社了。虽然在社论里写着 “国民不希望那样”，我想问一句：你们向选民问过 “不希求这样”吗？这是在滥用、恶用“选民”、“国民”、“老百姓”等字眼。

竹中：的确如此。

加藤：政治家应当有精英的样子，精英更需要为老百姓说话。我的做法是介于两者中间。我在想如何才能打造出一个“草根中国”的标志来。

竹中：你说的草根中国的标志，是指亲临第一线活动吗？

加藤：说得太对了。当事人的角度，现场就是一切，真实只存在于现场。不是把现场的东西填装进理解中国的理论构架中，而是在现场在第一线构建框架。关键是要把作为实践的地区研究和理论密切相结合。

梦想驰骋世界的少年

竹中：想简单地听你介绍一下决定留学的经过。你出生在伊豆吧。

加藤：我和日本足球代表团的“阿内”，就是内田笃人是同乡，老家是田方郡函南町。

竹中：是因为令尊的工作关系移居到山梨县的？

加藤：是因为家父经营的公司破产，初中时移居到山梨县，进了山梨学院大学附中。我从小学就喜欢游泳、柔道和棒球。初二开始练田径。高中时棒球很棒的。读卖巨人队的松本哲也是我的同级。我也想打棒球，可中学面试时人家却对我说：“我校是以学习为中心的”。

学校里有升学课程班、特别升学课程班和英语学科。本来想进田径的长距离接力赛部，我表示“想退出特别升学课程班”，回答是“你说什么呢！”特别升学课程班是以考进国立、公立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山梨大学等为目标的。国立、公立比较多，还经常开办河合塾（日本著名的升学补习班——译注）的卫星电视课程。

初三的修学旅行去了澳大利亚。我特别喜欢英语。老师说我“英语成绩不错，世界地图也总不离手。”

竹中：是世界地图啊。

加藤：基本上有不成文的规定，特别升学课程班的学生是不能进优育强化部的。因为要参加长跑训练，又要学习，体力上吃不消。虽然我参加长跑接力赛的梦想完全成为泡影，但仍然坚持从甲府市的酒折到绿丘球场，也就是在学校和练习场间每天往返10公里。

我那时是想实践文武双全，这显然成了我现在的食粮。学习也按部就班地学，非常喜欢英语和世界史。当时出国的愿望很强烈，真正想去的是欧美。

我是个秉性至上主义者

竹中：大学时想去欧美吗？

加藤：本来想去欧美，但是自己的家庭条件有困难。我很怕汉字，去中国，可以说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竹中：想当联合国职员是怎么回事？

加藤：要成为联合国职员，需要英语外加别的语种。但俄语、阿拉伯语也学不下去，西班牙语和法语也一样。我是一个“秉性至上主义者”，法国和西班牙过于高雅，与我不合。去北京大学时，也是想在维持英语水平的同时，扎扎实实把汉语学好，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的大学拿个硕士什么的。

实际上，2012年3月到7月的一个学期时间，我将以“讲座学者”的身份，在上海复旦大学讲课。按惯例任课要求博士学历或10年的教授资历，，我感到又一次打破了惯例……这是好事，有不一样的人走进中国的课堂，能促进多样化，我一定会努力完成复旦的课程。

竹中：你是在高中毕业后，公费去北京大学留学的吗？

加藤：山梨学院大学和北京大学之间正好要建立学术交流关系，高中时有一次说有要人来，我被叫到校长室。在那儿见了面，校长说了一句：“加藤君，就这样定了吧？”。那次促进了我去中国留学的想法与计划。我在中学时就小有名气了，高中时还搞过罢课。

竹中：是拒绝上课吗？

加藤：是日韩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我向全校学生呼吁，征集签名并拿给校长看，说：“这是全体的意志”，“日本是民主主义吧”，就这样发动了罢课。与其说是罢课，不如说是“去看足球”。我发出呼吁，“为了日本国，大家一起去！”日本这个国家，原本就没有什么机会让你去思考日本或是日本人的。

竹中：国家意识淡薄呀。

加藤：我说，“高中生要作为社会的一员而生存，实际体验这些事情，团结一致为日本加油是非常重要的。这难道不是学习世界史的一环吗？”我还质问说：“想想吧，校长。你没有陷入思想僵化中吗！”……

中国政府的奖学金

竹中：怎么上的北京大学？

加藤：文部科学省有一个中国政府奖学金计划，是由文部科学省推荐，由中国的教育部提供经费的制度。

竹中：还有这样的制度啊。

加藤：是一个交换留学计划，人数以中国留学生居多。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比在中国的日本留学生更多，每年100人左右。但是据我所知，作为本科生我是头一个。一般是高级进修，也就是博士、博士后以研究为目的前去留学，时间是一年或是两年，但本科生是四年。

竹中：推荐方是日本的文部科学省吗？

加藤：接收需要推荐信，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领导也给我写了推荐信。再下面就是文部科学省的面试了。自我推介是我的强项，我做得有声有色。

竹中：是在日本的文部科学省吗？

加藤：是在台场还是什么地方举行的面试。在被问及“最近令你感动的书是什么？”时，我答道：“是《武士道》吧。”

竹中：哈哈，新渡户稻造（《武士道》一书作者——译注）啊。

加藤：又问，“你最近有什么感受？”我回答说：“像在这种面试的空间里，只提一些毫无新意的东西，就是日本的问题之所在。”

竹中：哈哈，真是充满了造反精神啊。

加藤：因为考官让我“说说心中所想”，所以就照直说了。留学的学费和住宿费全免，还付给生活费。本科生当时是800元，硕士1500元，博士生2200元。但当时的本科还没有收过留学生的先例，也没有人去，制度本身形同虚设。

竹中：是啊，不知道还有这样的制度。

加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幸运的。

没有共产主义的自由校风

竹中：听说你向阿姨拚命地学汉语？

加藤：是的，从结果上说，去那里是对的，我按自己的方式拼命地学了。是命运的女神吧，让我很走运。

竹中：国际关系学院相当于系吗？

加藤：中国大学的“学院”相当于日本大学的“学部”。授课用汉语，不过老师用的幻灯演示资料往往是英语。从国外归国的学者很多，最受刺激的是完全没有意识形态或是共产主义什么的，莫如说有一种从心里讨厌共产党政权式的东西这种气氛。

竹中：啊，是吗？

加藤：当然诽谤诋毁是不行的。对共产党政权的存在，不能说让它靠边站之类。只要不那样做就行。至于批评啦，说政策有问题啦什么的，是完全没问题的。

竹中：可以批判政策吗？

加藤：就是现在也没问题的。特别是对经济政策。比如说“人民币什么时候国际化”、“在明天”什么的，是没有问题的。

忌讳保身

竹中：哦？是吗？

加藤：所以说北大校风可以说很自由。不过，现在越来越不自由，不民主了，来自行政的干涉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与80年代相比。询问经历过天安门事件的副教授和教授们时，他们表示：“在80年代胡耀邦时代和80年代后期，情形完全不同。中国与世界之间没有任何鸿沟，也没有孤立和异质性，就这样向民主化迈进，自由民主主义的活力充满了校园。”

竹中：真是不好理解。

加藤：与那时相比，现在则完全不同了。包括我在的那个时候，学生们非常务实，很现实，重功利，只考虑如何青云直上，不再议论什么政治自由了。这是因为天安门事件造成的精神创伤。和竹中先生进行这样的对谈，要是译成中文，或许会出现晕影，但这是必要的。

在中国出版的著作《中国的逻辑》和《日本的逻辑》

大家都变得保守了，说是“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禁忌”，还说“加藤先生本人的处境特别”等。但是，避讳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人去做，一定得有人首先去突破。即便是中国共产党，对天安门事件也并不是因为想禁而禁的，相信有关领导始终也在寻找突破口。不过，改革开放30多年，又有过一些政治运动的阴影，既得利益圈已经太庞大、太复杂了，不知从哪切入、着手。在当今中国，做一件事，改一件事，都非常艰难。

竹中：是吗？

加藤：要知道，避讳是为了明哲保身。至于说为何要压制，因为公开谈论，就会动摇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竹中：言之有理。

加藤：中国共产党也不想总是采用压制、制伏一类非常脆弱的办法解决问题，而是希望构建更加灵活的机制。我认为这只有使用“外压”。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必须利用外国人的特权去行事。我是这样认为的。

访谈：竹中治坚（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nippon.com编辑委员）
摄影：高岛宏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