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亚欧大陆外交”(1997-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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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日本外交中,曾推行过“亚欧大陆外交”吗?
亚欧大陆,是指从日本列岛西侧伸展的广阔大陆,西至欧洲、南抵印度次大陆,中间连着中东地区。在注视与大陆东端中国、韩国关系的同时,又要探索如何加深与占有广大面积的俄罗斯、中亚各国间进行合作,这就是亚欧大陆外交。
我认为,日本曾推行过“亚欧大陆外交”。这就是从进入后冷战时期欧洲安全问题告一段落的1997年7月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峰会起,至因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多起恐怖事件(9・11)而引起国际关系范式转换的约4年期间,也就是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三人担任首相时期。本文试图首先从国际环境角度对这4年间开展的日本“亚欧大陆外交”轨迹作一分析,然后以各时期领导人的观点,分析从桥本首相的外交开始,以及其后的小渊首相、森首相是如何一脉相承的,最后做出简单结论。
推行“亚欧大陆外交”的时代环境
国际环境
从1989年到1991年冷战结束,国际政治的焦点转移到如何对待东西德分裂、以及如何重新构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秩序上面。
经过东西德统一(1990年10月)、NATO(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FP)”(1994年6月)、“关于北约与俄罗斯联邦间的相互关系・合作・安全保障的基本决定”(1997年5月),后冷战时期的欧洲姿态逐渐显露出来,直到1997年7月举行的马德里北约首脑峰会,波兰、匈牙利、捷克获得加入北约的谈判权,冷战后的欧洲秩序终于明确下来。
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瞬间政治空白,催生了日本外交的活动空间,在东亚也产生了日本展开独自外交的机会。
此时在东亚地区,中国崛起的道路并非平坦。1978年邓小平发起的改革开放路线,虽然因为与冷战终结同期发生的1989年6月天安门事件,受到很大冲击,但随后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表明中国并没有改变“改革开放”路线,在维持共产党掌权的前提下,坚持引进市场经济的路线固定了下来。
中国的对美政策,邓小平在天安门事件后立即制定了后来在1995年公开的“24字方针”,特别是集中体现的“韬光养晦”(隐其才能,积蓄国内力量),是最需要细致应对的内容。
另一方面,美国的对中国外交,从1996年台湾领导人选举时派出航空母舰、到1998年克林顿总统访华时扩大中美经济关系,以软硬两手形式持续推行了振幅颇大的摇摆政策。
这一时期的美中关系具有“摩擦与协调”的特征,(*1)日本从而有了取得主导的夹缝。
国内环境
冷战的结束也为日本的国内政治带来不少变化。为了对应国际环境,以小泽一郎为领袖的“改革派”退出自由民主党,尝试对日本的力量进行充实整备。1993年由非自民党组成的八党联合,成立了细川护熙政权,从而终结了“1955年体制”(指1955年日本自由党、民主党合并,成立了自由民主党,形成长期由自民党一党执政的政治体制——译注)。
不过,这并未能确立本应成为政治改革基干的、更能有效发挥机能的两大政党制度。来自自民党的强烈反击,以及八党联合执掌政权失败,致使1994年演变成由社会党、自民党、先驱新党三党非常规的联合,成立了村山富市内阁。结果,1996年1月桥本内阁成立,又恢复了以自民党为首相的政权。而且,在同年11月,社会党与先驱新党转至内阁外协作,演变成由自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
八党联合以及三党联合执政的情况下,由于其结构性一直处于难以发挥主导权的状态。继而成立的桥本内阁及后续自民党内阁,总算在对外政策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主导作用,这要归功于领导人的个性和支持他们的特定官僚群的见识。
日本的“亚欧大陆外交”,便是在这样的内外环境下产生的。
桥本内阁时代
夹在美中对抗之中
桥本龙太郎首相生于1937年,1963年初次当选国会议员。历任厚生、运输、大藏、通商产业大臣,在野党时期曾身任自民党政调会长,特别研究过防卫问题,一向以“政策通”闻名。(*2)
桥本对外政策的最大的课题是,在中国崛起以及美国对之迎击的太平洋政策当中,日本应当如何生存。“欧亚大陆外交”,似乎就是对这一最重大课题归结的应答。
桥本就任首相后,不久就体验了美中关系的可怕之处。1996年台湾举行总统选举之际,由于中国在沿海地区反复试射导弹,美国便在同年3月派遣航空母舰小鹰号和尼米兹号前往台湾海峡坐镇。“发生了中台危机,桥本龙太郎首相有一两天都睡不好觉”。(*3)虽然桥本首相直接关心的是发生危机时如何保护在外日本人和难民、布置沿岸警戒等危机管理问题,但同时这也是一个面对美中激烈冲突日本外交应如何立足的问题。
在美中发生激烈冲突时最终如何选边一事,桥本首相有明确见解:只能选择美国。(*4)但是,考虑到崛起的中国实力,亦不能只是依附于日美同盟。需要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投入最大心思,在美中冲突的剧本中,日本至少是不能使事态恶化,因此要避免形成与美国一起与对付中国的状况,这便是桥本首相的战略。
在1996年4月的日美首脑会谈中,日方一方面强调加强日美安保的重要性,同时表示“如果形成日美共同提出的局面,中国是不会接受的。虽然日美要相互协调,但需要在此基础上做出独自的努力。”桥本首相向克林顿总统详细述说了“个人对中国的想法”。(*5)
从一定意义上说,“独自的努力”可以理解为日本在与中国的关系上采取负责任的政策。桥本首相的卓越之处在于,并不把这一课题单单作为日中两国间的问题考虑,而是从战略角度考虑增强日本的整体外交实力。桥本的亚欧大陆外交于是登上舞台。
桥本亚欧大陆外交的本质
桥本亚欧大陆外交的本质集中到一点,就是处于美国与中国夹板之间的日本,为增强实力,要灵活利用俄罗斯,以有利于日本的方式,把俄罗斯引入亚洲太平洋的新力学之中。
桥本在辞去首相时曾接受朝日新闻船桥一的访谈。“他有一种自负,对外国具有桥本式的战略眼光。例如,接近俄罗斯。不能仅从北方领土问题的角度看。‘要让俄罗斯成为亚洲的一员,把俄罗斯作为日本的伙伴。如果到21世纪亚洲出现中国与印度争霸的局面,那就很不好办。所以,要是不把俄罗斯拉进亚洲’…日美中新三角游戏,…日本不能玩火。他补充说,‘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很重要’。他的想法似乎是加进俄罗斯,形成四边形,使三角关系圆成四方八面”。(*6)
桥本首相的对俄外交,始于1997年3月克林顿总统在赫尔辛基举行美俄首脑会谈前与桥本首相的电话交谈。他提议“为了使俄罗斯呑下北约东扩,希望同意俄罗斯参加G7(七国集团)”。桥本首相赞成这一建议,并表示“请转告叶利钦总统‘我们准备认真与俄罗斯对话’”。
于是,俄罗斯加入进来形成G8,同年6月在美国丹佛举行了峰会。这期间,桥本与叶利钦进行了意气投合的会谈,并达成召开“构筑远东信赖的峰会”的协议。
作为“理念与政策”的对俄外交
将对俄外交作为一种理念与政策确定下来的,是7月24日在经济同友会的演讲(*7)。演讲中并没有将日本的对俄战略冠名为对俄政策,而是提出“对亚欧大陆政策”。正是由于这个演说,一提日本的“亚欧大陆外交”这一名称,人们首先联想到的就是桥本首相。
演讲的原稿,先是作为总理的意向传达到外务省(外务审议官丹波实),对内容进行充实则几乎都由外务省欧亚局执笔(笔者当时为欧亚局审议官)。(1)马德里北约峰会后的“从太平洋看亚欧大陆外交”概念;(2)对俄罗斯的 “信赖”、“相互利益”、“长期视角”三原则及其适用于领土问题;(3)作为对俄、对华政策的补充,丹波审议官还在欧亚局方案中加进了丝绸之路外交的提示;(4)在加进要强化日美中俄四边形中最弱的日俄关系这一观点之后,稿件上交首相官邸,并得到桥本首相的全面认可。
俄罗斯方面的确震动了,并接纳了这个演讲。于是1997年11月初在克拉斯诺雅茨克举行的桥本-叶利钦会谈中,双方达成“全力争取到2000年缔结和平条约”的共识。
自此以后,对俄外交在外务省全面展开。在经济方面,立案实施了经济合作程序“桥本・叶利钦计划”。此外,1997年11月的温哥华APEC(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上,由桥本首相主导,决定从1998年起俄罗斯参加APEC会议,这是日本亚欧大陆外交的杰作。
日本在领土问题上也向前迈出一步。这就是1998年4月在川奈(静冈县伊东市)举行的日俄首脑会谈中提出的“划定边界缔结和平条约”的提案(川奈提案)。但可惜桥本首相的对俄罗斯外交到此终止。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叶利钦总统健康恶化、自民党在7月举行的参议院改选中因经济失措遭到惨败,桥本首相下台。
此外,在桥本首相7月份下台前夕,作为实施在经济同友会演说中提出的“丝绸之路外交”的一环,为中止塔吉克斯坦内战实现和平,日本政府派遣的联合国监视团政治观察员秋野丰遭到暗杀,也是使亚欧大陆外交蒙上阴影的事件。
小渊内阁时代
小渊亚洲外交与历史问题
巧合的是,小渊惠三首相与桥本首相都是1937年生,1963年初次当选国会议员。小渊以“做人的小渊”为人称道,精通党务,人脉很广,担任了官房长官、外务大臣等重要阁僚之后,小渊在1998年7月桥本首相下台后坐上了首相的座椅。(*8)
小渊首相也和桥本首相一样,对处在美中夹板之间的日本如何生存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小渊首相不缺不能损害日美同盟的思虑,无论是举办冲绳峰会,还是在推动联合国改革的安理会议席数方面,都把确认美国的同意视为绝对事项。”(*9)
在此基础上,小渊首相推出的最崭新的战略,虽然同在亚欧地域,却是“亚洲外交”领域。
“小渊首相本人认为‘亚洲外交’的第一大成果,是1998年金大中总统访问日本时超越历史问题,规划了日韩新时代(*10)”。(*11)虽然遗憾的是小渊内阁没能进一步以此时发表的日韩联合声明为出发点,广泛深化在日本的历史教育,不妨认为在小渊时代日韩两国从来没有如此接近,韩国终止了文化限制政策,为日本出现“韩流”热打下了基础。
实现日中韩首脑外交
小渊亚洲外交的第2项成果,是以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下诞生的ASEAN+3(东盟加日中韩)首脑会议为契机,在日本强力主导下实现了日中韩首脑会合。“小渊首相无论如何也要实现三方会合,对持消极态度的中国,以不提政治问题为条件争取到中国的参加。”(*12)
第3项成果是中国。“我认为小渊首相的中国观是讲求务实,并非对中国特别有亲近感,在心情上不如说更亲近台湾。他在当上首相前担任过参拜靖国神社议员联盟会长。当了首相后感到再访问靖国神社与中国作对不利。1998年11月江泽民国家主席访日时,他是以务实的感觉应对的。虽然谦虚应对了历史认识,但因为对方没答应和解,也就没有像对韩国那样进行谢罪,只是在与联合声明同时发表的33个领域大力推进务实合作。对台湾则尽了义理人情,没有附议克林顿总统表示的三个不(*13)。”(*14)。务实的外交进展,为实现1999年7月小渊访华、2000年10月朱镕基总理访问日本所继承。
俄罗斯・丝绸之路外交
在人们一般记忆中,桥本首相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对俄外交。小渊首相也对俄罗斯外交寄予极强的关心,(*15)但由于1998年11月小渊访俄时叶利钦总统的健康明显衰弱,已无往昔的领导气力。虽然俄驻日大使巴诺夫提出过分两階段签约的方案(可缔结共同立法的中间条约以及其后的划定边界条约),但没有得到日方首肯。结果日俄关系没有出现大的变动。
小渊在就任首相之前的1997年,曾以视察团团长身份访问了中亚,对丝绸之路地区一直很关心。在1999年5月的小渊内阁时期,外相高村正彦访问了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塞拜疆。作为在高加索地区日本的首处驻外使馆,驻阿塞拜疆大使馆在2000年1月开馆。
森内阁时代
森・普京首脑谈判急速进展
与桥本、小渊同在1937年出生的森喜朗首相,1969年初次当选国会议员,历任自民党干事长(2次)、文部、通产、运输大臣等党务与内阁要职,2000年4月接任因脑卒中倒下的小渊首相就任首相(自民党总裁),由于受到舆论“自民党内任命总裁的程序不够透明”的批评,他的政权运营充满艰辛。(*16)
但站在日本的亚欧大陆外交的角度,在进入小泉时代前的这一年,实在有必要叙述一下日本的对俄罗斯政策。(*17)
国际上,森政权诞生前夕的2000年3月,俄罗斯年轻的、掌握国家权力与人心的普京总统登上舞台。在新总统上任的头一年,美国实施了新的总统选举、法国和德国在车臣问题上对俄罗斯批评严厉、俄罗斯与中国实现大幅度关系正常化等,空间上提升了对日本的关心程度。
在俄罗斯对日外交层面,俄罗斯外交部内最大的知日派巴诺夫作为驻日大使已建立起广泛的关系网;在莫斯科,很有柔性的外交部副部长罗斯科夫负责对日政策立案。
森首相本人曾作为石川县上町的町长尽心于日俄交流,他继承了甚至把部分骨灰埋在伊尔库茨克近郊谢列霍夫的父亲喜茂的意志,十分关心俄罗斯,并立志将推进对俄关系作为森内阁的最重要外交课题。
从2000年4月到2001年3月的一年期间,森与普京举行了多达5次首脑会谈。从2000年9月普京正式访日起的7个月里,谈判迅速取得了进展。2001年3月25日伊尔库茨克首脑会谈的谈判取得的成果是:(1)重新确认了规定交还齿舞・色丹的1956年日苏联合声明和关于解决四岛归属问题缔结和平条约的1993年东京宣言这两个文件(历史首次)、(2)普京总统没有拒绝森首相提出的把齿舞・色丹的协商与国后・択捉的协商并行的提案、(3)对于并行协商一事,待伊尔库茨克会谈后,视双方的准备情况尽快开始。
结语
如上所述,在2001年4月小泉纯一郎内阁成立之前,日本的亚欧大陆外交呈现着清晰的轮廓。
在对中国崛起的强烈共识下,日本没有疏忽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虽说时有紧张局面出现,但强化与中国的务实关系的路线逐渐得以确立。在这之中,包括解决领土问题在内,与俄罗斯的关系获得质的强化。重视与邻国韩国的关系,积极构筑丝绸之路的桥头堡——我认为这是日本亚欧大陆外交的姿态。
但是随着小泉政权登场,以及因半年后发生的“9・11”事件引起的范式转换,日本的亚欧大陆外交基本告终。日中关系因靖国问题恶化、日俄关系是日本自己破坏了伊尔库茨克会谈成果、共同举办足球世界杯和产生韩流现象的日韩关系,也为围绕着竹岛(韩国称独岛——译注)的“外交战争”所取代。
日本外交,在通过快速应对9・11事件构筑起小泉・布什间的盟友关系后,便偏向了所谓“战后最高”的日美关系。
(原文日语,nippon.com翻译)
(※6)^ 船桥样一《首相,谈桥本外交》(《朝日新闻》 1998年7月30日)
(*1) ^ 青山瑠妙《冷战后中国的对美认识与美中关系》,过分良成编《现代东亚与日本2 中国政治与东亚》(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4年),250页
(*2) ^ 桥本外交,请参考Kazuhiko Togo, “Japan’s Strategic Think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90’s,” in Japanese Strategic Thought Toward Asia, ed. Gilbert Rozman, Kazuhiko Togo, and Joseph Fergu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82–92。
(*3) ^ 船桥样一《同盟漂流》(岩波书店,1997年),422页
(*4) ^ 取材自桥本原首相周围的原外务省高官(2005年8月3日)
(*5) ^ 船桥样一《同盟漂流》,474页
(*6) ^ 青山瑠妙《冷战后中国的对美认识与美中关系》,过分良成编《现代东亚与日本2 中国政治与东亚》(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4年),250页
(*7) ^ 《在经济同友会会员恳谈会上的演讲》(1997年7月24日)
(*8) ^ 小渊外交请参照 Togo, “Japan’s Strategic Think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90’s,” pp. 92–98。
(*9) ^ 取材自小渊原首相周围的原外务省高官(2008年2月28日)
(*10) ^ 1998年10月8日的日韩共同宣言中明文记载,小渊首相以村山谈话的表述方式进行了道歉,金大中总统则回应将“超越过去的不幸历史,面向未来发展两国关系”。
(*11) ^ 据原外务省高官(2008年2月28日)
(*12) ^ 据原外务省高官(2008年2月28日)
(*13) ^ 在1997年10月江泽民国家主席访美及1998年6-7月克林顿总统访华之际,克林顿总统向中国表明对台“三不”承诺,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才能加盟的国际组织”
(*14) ^ 据原外务省高官(2008年2月28日)
(*15) ^ 小渊原首相的对俄外交,请参考东乡和彦《北方领土谈判秘录,失去的五次机会》(新潮社,2007年)322-349页
(*16) ^ 有关森喜朗外交,请参考Togo, “Japan’s Strategic Think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90’s,” pp. 98–102
(*17) ^ 有关森喜朗原首相的对俄外交,请参考东乡和彦《北方领土谈判秘录》380-4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