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外交新的主体性

参加承认俄罗斯联邦的内阁会议的宫泽喜一首相（左端）。

2011年，距1991年的苏联解体已有20年，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也过去了10年的岁月。 “反恐战争”这句话，也已不大听到贝拉克·奥巴马谈及，政治中心议题已转到欧美的债务危机等经济问题上。这20年间发生了诸多变化，冷战时代已成为遥远的历史。

20年前苏联解体时，日本的总理大臣是宫泽喜一首相。在宫泽首相之后继任的是细川护熙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结束了自民党一党优势的所谓“55年体制（指日本政坛自1955年出现的一种体制，即政党格局长期维持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与在野党日本社会党的两党政治格局）”，国内政治也开始出现巨大动荡。从那时起，到菅直人首相，已经是第12位。在日本的首相频繁更迭、国内的政局剧烈摇摆、日本经济持续减速之下，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变。

对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日本外交是如何应对的？日本外交中哪些有了改变、哪些没有变化呢？本系列连载将试从各个角度，对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20年间的日本外交进行检验与概述。这20年间已发生了许多变化，让我们稍事停留，通过审视过去20年间的巨变，以便深入思考今后日本应走的道路。于是展现在眼前的，是日本在外交领域中不断探索新的主体性的身影。

主体性的丧失

美国原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1962年12月的演讲中，对英国外交的迷茫，无不讥讽地说：“英国失去了帝国，至今仍未能找到自己应该扮演的新角色。”冷战后的日本同样也迷失了在国际社会中的主体性。回顾冷战后的日本外交，也不妨做以下表述：即日本失去了经济大国的地位，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自己应该扮演的新角色。

2010年，日本把迄今40多年来保持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让给了中国。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也是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更是在亚洲拥有中华帝国历史的压倒性存在。对比之下，由于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以及战争责任等安全保障政策上的种种制约，许多日本国民习惯了迄今“经济大国”的地位，希望通过经济力量在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因而非常明显的，经济力量的后退，致使日本的国际社会影响力也随之削弱。

那么应当怎么行动才好呢？冷战结束、泡沫经济破灭、进入漫长的经济萧条期的日本，在外交上可以说一直在自我询问自身的主体性。在国际社会中，到底日本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呢？以往的日本采取了重视经济发展和轻武装路线（指国家仅保留国境警备等为主体的小规模武装力量），把日美关系作为轴心的所谓“吉田政策”置于日本外交的核心位置。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经济减速，1995年9月发生的美国士兵对冲绳少女施暴事件后，日美关系发生了动摇，围绕着在以往视为理所当然的“吉田政策”上，出现了诸多议论。既有批评对美过分依赖、要求强化亚洲外交的声音，也有诉诸民族主义、谋求做军事大国的议论。可谓日本外交在冷战后失去了前进方向，对“吉田主义” 的有效性发出了疑问，战后一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基石发生了动摇。

联合国 亚洲 美国

回顾战后的外交史，日本外交的主体性实际上要比“吉田政策”所规定的更为宽泛。1957年9月发表的《我国外交的近况》，即所谓“外交蓝皮书”中，日本将“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国家合作”、“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作为“日本外交三原则”。可以説，这一路线是部分继承了战前的国际主义、亚洲主义、与英美合作这三大系谱，同时也反映了外务省内国际法局、亚洲太平洋局、北美局这三大主要部门的意图。联合国、亚洲、日美同盟是战后日本外交的“三大组合”。可以说日本外交长期以来为调整这三大路线，付出了巨大努力。

这个“三原则”也反映了1957年发表“外交蓝皮书”时的时代背景。1956年12月，日本加入了联合国。此外，通过出席亚非会议，即所谓的万隆会议，日本显示了回归亚洲的意愿。进而，这一年重光葵外相访问了美国，开始了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谈判。日本外交在1952年实现并恢复了主权和独立，但在50年代中期，日本外交渐渐超越单纯的对美合作框架，呈现扩展趋势。1954年，吉田茂首相卸任后，继任的政治领导人们努力扩大日本外交领域，从而使日本外交三原则得以开花结实。可以认为，战后日本的外交主体性，在“吉田政策”和“日本外交三原则”中得到了体现。

冷战终结之后，围绕着 “三原则”，日本被迫面临做出新的选择。首先是联合国相关的活动，在全球性的安全保障问题上，日本变得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其中了。在1991年1月开始的海湾战争，日本虽然拿出了总额130亿美元的经济支援，但仍然在国际上受到了人员贡献不足的批评，日本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僚们为此受到巨大冲击。冷战后的世界，日本更有必要为国际社会的安全保障做出贡献。于是有了海湾战争后向波斯湾派遣海上自卫队的排雷行动和1992年向柬埔寨派遣自卫队的维持和平行动（PKO）。不过，日本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参与程度，在发达国家中仍旧是最低的。与“以联合国为中心”这一崇高的理想相反，日本对联合国的贡献，除了较大数额的缴纳费之外，无论从政府开发援助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率来看，还是从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的人数来看，日本参与国际合作的程度仍然有限。

小泉纯一郎首相在访问新加坡时举行政策演讲。

那么，日本的亚洲外交又如何呢？冷战后最能凸现 “三原则”的就是亚洲外交。90年代前期的NIEs（新兴工业经济地区）、ASEAN（东盟），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和印度等国的经济成长，都给日本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之平行的是与这些国家、地区的外交重要性也日益增强。1993年在西雅图举行的首届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如同宣告亚洲太平洋时代的到来，受到很大关注。进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ASEAN＋3”（东盟加上中国、韩国、日本3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机制得到急速发展。2002年1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在新加坡的演讲显示了日本政府要在东亚地区创建“面向未来携手共进的共同体”的强烈意向，这也促使了2005年开始的“东亚峰会”这一合作形式的产生。

但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对日本外交带来新的不安。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急速的军事膨胀相纠结，令他国为之担忧，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日益加深。另外，小泉首相时期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与中国、韩国间出现的争执，表明了这一地区在历史认识和历史记忆上仍然存在着巨大隔阂。日本在推进亚洲外交方面，不仅要重视经济，还必须将这种历史认识、领土问题、势力平衡等难题考虑在内。这些问题既会引发东亚国家酿成民族主义与排外的舆论，也使地区稳定纷繁复杂。日本外交在促进东亚地区合作的同时，还必须正视这些困难，并为问题的解决做出不懈的努力。

那么，日美同盟的层面上又是如何呢？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与美国的关系是怎样发展的呢？日美同盟在冷战后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因担忧日美经济摩擦导致同盟关系的衰退，在担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的主导下，推进了日美同盟的再定义。1996年桥本首相与克林顿总统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中，确认了在冷战后仍需继续强化日美同盟的方针。不仅如此，日美同盟被视为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公共财产，表明了在更广阔的国际安全保障中也有效运用日美同盟的方针。其后，日美之间就新指针达成一致，确认了日本更进一步参与安全保障问题的态度，在安全保障政策上开始迈出更为积极的步伐。

这样，日本在冷战后，一方面寻找国际主体性，另一方面又在“三原则”的各方面，为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从经济转向政治

桥本龙太郎首相（右）和叶利钦总统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郊外举行的首脑会议前相互握手。

“吉田政策”原本所规定的外交路线，其基础是优先考量经济发展，维持轻武装路线。但冷战后的日本外交，不如说是扩展了外交领域，更加深入地参与到政治问题和安全保障问题上来。例如，1994年朝鲜半岛核危机发生之后，日本积极参与了1995年3月成立的KEDO（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1997年桥本首相提倡了“欧亚大陆外交”，将强化俄罗斯、中亚各国间的关系纳入视野。日本改变以往以经济为中心的外交，更加积极主动地加入了地缘政治学及战略性的考量。

另外，为了非洲国家的开发援助而从1993年创设的TICAD（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显示了日本在解决非洲贫困问题而采取的持续性行动上发挥出主导作用。并且，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日本在小泉首相的指导下，立即支持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反恐战争”。如今，远在非洲、中东、中亚的国家和地区，也要求日本进行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国际合作。对此，日本采取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参与的力度。

这种在外交上由重视经济转为重视政治的行动，以及在全球层面扩大外交范围的做法大大超越了“吉田政策”的原始设想。这种变化，既是由于日本政府为适应冷战后新的国际形势而做出的选择，同时也是日本在获得世界最高层次的财富后，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这样，冷战后日本外交的轴心，由经济外交朝着更加政治性的、包括安全保障在内的方向不断演变进化。

价值观与外交

麻生太郎外务大臣在国会演讲外交方针。

进入21世纪，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价值观、理念等问题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在英国，1997年成立的布莱尔政府开始述说“道德外交政策（ethical foreign policy）”、“善行的力量（force for good）”，此外，2001年美国成立的布什政府中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开始论及体制转换，以使自由和民主主义在全世界得到普及。外交，从纯粹追求国家利益并以各自实力相冲突的时代，转向宣传和普及自我价值的时代。

日本外交也为呼应这一潮流，渐渐谈论起价值观问题。例如，麻生太郎原外相在2006年11月30日的演讲中提到了“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法的统治、市场价值”等“普世价值”，并表示“在外交中将对其加倍重视”。麻生原外相将“价值观外交”与“自由与繁荣之弧”作为日本外交的新基轴，即作为“第四个支柱”加以提倡，他在演讲中说：“在尊重和重视自由与民主主义、人权与法治上，我们是决不落后于他人的。”这样，在安倍晋三政权下，日本外交向重视价值观的方向作出了重大转变。

然而，2007年9月，福田康夫接替了安倍晋三的首相一职之后，出现了大幅后退趋势。福田外交认为，即便是为了修复在小泉政权下因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而恶化的日中关系，也应将亚洲外交定位到外交基轴的位置，与日美同盟形成两个车轮的“共鸣外交”，相提并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加强与政治体制相异、在普世价值上存在诸多不同的对中关系，有必要抑制“价值观外交”。其后，在2008年诞生的麻生太郎政权下，曾经说过“自由与繁荣之弧”的麻生首相，也不再多用这一外交理念，谨慎地专致于以往的外交形式。“价值观外交”，无论在外务省还是政权内部，都未必得到了广泛支持。

尽管如此，日本推进并加强与共有自由和民主主义价值观的国家间的关系，同时也强调在迄今的同盟关系上也拥有共同的价值观。2006年6月，在小泉首相与布什总统举行的首脑会谈上，发表了以“新世纪的日美同盟”为题的共同文件，主张“日美两国不仅要对抗共同的威胁，也要共同促进以自由、人的尊严及人权、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法治等为核心的普世价值观”，并指出“这种价值观深深扎根于两国长久的历史传统之中” 。另外，日本在2007年3月与澳大利亚发表了 “关于安全保障合作的日澳联合声明”，同样提到“致力于不断发展反映共同价值观与利益的战略伙伴关系”。2006年以后，开始了日美澳三国战略对话，尝试在亚太地区拥有共同普世价值的美国、澳大利亚、日本三国之间促进相互合作。

与印度曼莫汉•辛格总理会谈的安部首相（右）。

此外，2010年12月，日美韩三国外长在华盛顿举行会晤，就北朝鲜发动的延坪岛炮击事件的对策进行协商。在此，“拥有共同的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等基本价值观的日美韩三国，确认了对区域性、全球性共同课题进行紧密合作”。同时，2007年8月安倍首相访问印度，明确表明了在中国日益崛起之中，拥有共有价值的日本和印度进行战略合作的姿态。访问期间，安倍首相与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总理发表了共同声明，讴歌两国共享自由与民主主义等的“普世价值”。在过去的5年中，日本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韩国等亚洲太平洋地区拥有共同普世价值的各国加强了合作关系。这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军事崛起，具有考虑战略平衡的对抗意义。

鸠山由纪夫首相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讲。

另一方面，自民党在2009年8月的大选中大败，9月份诞生了以鸠山由纪夫为首相的民主党政权。鸠山首相以“友爱”理念作为外交的基轴，特别是将实现“东亚共同体”作为“友爱外交”的支柱。鸠山首相宣称，“对于价值观不同的国家，要相互尊重对方的立场，谋求共存共荣”，以“友爱外交”的精神作为日中友好外交的基础。鸠山政权以被称为泛欧整合之父的理查德·考登诺夫-卡拉基（ Richard Coudenhove-Kalergi ）的区域整合理念为基础，打出设立东亚共同体的一大目标，却围绕迁移普天间美军基地的问题上，大大损坏了和拥有自由、民主主义等共同价值观的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总之，在过去10年的日本外交中，总是两种方针交错共存：以日美同盟为中心的，具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主义联合（the league of democracies）和以日中关系为中心的东亚地区合作。

日本外交何去何从？

冷战后的20年里，日本扩大了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参与，并强化了日美同盟，同时尝试发展在东亚地区的合作关系。这也是谋求深化1957年的“日本外交三原则”的结果。虽然由于各个时期的政权和首相不同，所强化的侧面也不尽一致，但很明显这三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如何绘出冷战后日本外交的自画像，在国民之间，对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主体性问题依然存有巨大的迷茫。和平主义与国际合作、日美同盟与东亚、价值观外交与经济利益，需要将多个座標同时加以考虑，综合性地制定出外交战略。因此，毋庸置疑这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由于频繁更换首相和外相，日本外交失去了一贯性，同时也失去了国际社会的信赖。

在本系列中，各个领域的权威专家和参与制定政策的一线成员将回顾过去20年间日本外交的各个重要场面。只有通过综合性的理解，才能看出今后日本应走的道路，并且认清日本在未来国际社会中应扮演的角色。

（原文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