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的未来何在？——培养不出年轻的研究者的理由

逾六成年轻研究者从事非终身制岗位

关于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发生非终身制助教的论文造假事件，至今仍记忆犹新。部分报道指出，造假的原因很可能出自当事人必须在任期内拿出成果的焦虑。但是，绝大多数身处非终身制岗位的研究者都不会对研究进行造假。因此，不能将非终身制作为该事件的主要原因。

但是，逾六成年轻研究者从事非终身制岗位的这一现状绝非理想状态。看到大学的这种现状后，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远离学术界。与国外趋势相反，日本入读博士课程的硕士正在不断减少。

那么，该怎么办呢？首先想到的是给研究生，尤其是入读博士课程的学生提供经济支援。在欧美国家，给研究生发工资是理所当然的事。在日本，也可以将研究生聘为助理研究员，然后为其提供一份薄薪。但是，这仅限于“竞争性资金”（向研究机构或研究者征集研究课题，通过第三方审查后，向优秀课题提供的研究资金）充裕的大学或研究室，而且提供的工资都无法保障最低限度的生活开支。

即使如此，笔者也不赞成用税金向所有入读博士课程的学生提供经济支援。许多大学的博士课程入学率都不达标，招生压力很大。最后，变成无法充分确保入读学生的质量。

少有企业愿意聘用博士

日本学术振兴会有一种特别研究员制度，即“为了给我国优秀的年轻研究者提供通过自由创新来自主选择研究课题并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机会，而实施的研究者培养和保障制度”。该制度为博士课程学生提供每月20万日元左右的研究奖励费。虽然不多，但也算是一个合理的价位。

2016年度日本博士课程入读人数约为1.5万人。其中申请了特别研究员的为3341人，录取人数为727人。特别研究员录取人数仅占博士课程全体入读人数的5%，录取率（录取人数／申请人数）为21.8%。虽然需要对录取率应提升到何种水平展开讨论，但提升录取率应该是最快的解决方法了吧。然而现实情况却是，2013年度的录取人数和录取率分别是815人和25.8%，之后这两个数据都在下降，2017年度变成了692人和20.7%。这或许与预算有关，但明显是跟培养年轻研究者的目标逆道而行的。

就算好不容易完成了博士课程的学习，之后能否就业就成了接下来的、也是最大的问题。日本有“高学历穷忙族”这种说法。过去几年里，博士课程毕业生的就业率不足70%，明显低于本科生和硕士。

虽然根据专业不同差别较大，但整体而言，约有半数博士毕业生在大学等研究机构任职，还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去了民间企业。每年，只有约一成的企业聘用博士（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关于民间企业研究活动的调查报告2017》）。由此可见，和从前一样，博士的主要就业单位还是以大学为中心的学术界。

从非终身制到终身制的艰难道路

占据关键地位的大学雇用情况现在正变得更加严峻。终身制教职岗位减少，非终身制岗位增加。根据内阁府统计显示，在国立大学法人就职终身制岗位的39岁以下年轻教员的比例，从2007年度的23.4％下降到2016年度的15.1%。如果仅看34岁以下的年轻教员比例，则这个下降率更加明显，从8.5%变成了4.5%，几乎减半。另一方面，39岁以下的非终身制教员的比例比十年前增加了25%，2017年度的数据是64%。

考虑到国立大学法人的预算管理，几乎没有增加终身制岗位数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提升年轻教员比例，只能减少老龄教员人数。但是，几乎所有国立大学都不具备积极推动这一方针的行政系统。恐怕所有国立大学都会维持现状，或进一步恶化。

一般的职业规划途径是，拿到博士学位后先作为博士后从事有任期限制的岗位，然后再得到正式聘用。但现在这也变得很困难。看到博士毕业的前辈们难以从事终身制岗位，年轻人对是否入读博士课程犹豫不决也就理所当然了。

为了增加研究业绩而提供任期七年的工作

虽然研究项目的工作任期各不相同，但几乎没有超过五年的。或许有人觉得五年已经足够长了，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个研究项目所需的时间也在不断变长。在笔者从事的生命科学领域，为了进行一定程度的研究，往往需要四到五年的时间。但研究人员因为还要花时间去寻找下一个工作，所以最后一年就会变得心浮气躁。这样，就无法安心地开展研究。

如果至少有七年时间，那就可以安下心来做研究了。当然，研究是否就能顺利出成果，谁也不能预先知道。但是，从研究生院毕业，七年后就是35岁。虽然这样说或许有些冷漠，但到了这个年龄还没能积累一定的研究业绩，就只能放弃了。

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是必须的。但是，针对博士课程毕业生的就职而言，提供怎样的安全保障却是个难题。在其他领域，比如音乐或体育方面，很多有志青年也在遭遇挫折。如前所述，因为入学率的问题，现在的博士课程出现了“宽进”的情况。是否只有研究工作才是值得提供足够安全保障的宝贵工作？如果使用税金，是否能得到社会的认同？这也存在一些疑虑。

“常任轨制度”——独立研究的“助跑阶段”

那么，怎样程度的业绩才算是足够的业绩？这很难判断。但拥有自己的独立研究室可以算是一个判断标准。

研究室负责人（PI：Principal Investigator）需要具备多种能力，比如研究提案和实施、撰写论文、获得研究费、保有人才等，和之前研究生或博士后阶段所要求的能力有很大不同。实际上，不少人虽然是优秀的研究生或博士后，但在成了PI后却变得默默无闻。

如果是这样，不仅是研究者本人，对雇主而言也是一种悲剧。“常任轨制度”就是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而同时又能培养年轻PI的一种制度。文部省表示，这种制度就是要通过公正透明的选拔而被录取的年轻研究者，在经过审查后得到更稳定的工作之前，凭借这种有任期规定的雇佣形态，作为独立研究者来积累经验。而作为PI，具备能独立且能够专注于研究的工作环境是必备条件。

或许可以将常任轨制度称为，为了独立研究的助跑阶段。如果独立研究没有问题的话，就提供终身制教职。在欧美国家，这种制度早已有之，是一个很好的选拔系统。但是，这个系统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其他制度是否与之相匹配。

如果没有彻底的改革，科研失速状况还将持续

笔者曾担任大阪大学生命科学常任轨制度运营负责人。因此深刻感受到，至少在生命科学领域，为了在日本推行常任轨制度，必须对大学的存在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革，包括教育、研究、事务等低效率的僵化运营系统在内。简直令人不知该从何入手。

正如文部省在《科学技术改革政策》中提到的一样，“年轻人才的职业发展体系改革”和“促进多样化人才活跃及人才流动”十分必要。但遗憾的是，谁都明白这个道理，却迟迟不见进展。即使不断进行讨论，也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吧。如果只是重复提议，却不能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那么日本大学发展失速的情况还将持续，政府提倡的“改革创新”也不可能实现。或许有人觉得这种说法过于悲观，但笔者认为，之所以形成了如今这种悲惨现状，就是因为人们用毫无根据的乐观来粉饰大学的末路。

（2018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