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方式改革”的陷阱

我们的时代需要“劳动方式改革”。这对任何人来说，原则上都是不会反对的。举国上下都开始讨论起这类问题，让人感到了时代的变化，看到了一线的希望。不过，我对这场牵动全国的挑战隐隐抱有不安。为了促使这种改革能够成为解决我国劳动问题的根本性举措，在此我想谈谈自己忧虑关注的一些问题。

“劳动方式改革”的讨论，虽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夏季参议院选举后成立的第三次安倍改造内阁，自称是“挑战未来内阁”。其中，更是将“劳动方式改革”定位为最大的挑战，甚至还召开了劳资代表和有关专家共同参与的“劳动方式改革”会议。会上提出了以下九条探讨事项。

1. 改善非正式雇佣者的待遇（同工同酬）
2. 提高工资
3. 纠正长时间劳动问题
4. 支持改行转业和再就业、职业培训
5. 远程办公、副业和兼职等灵活的工作方式
6. 便于女性和年轻人施展才干的环境
7. 促进老年人就业
8. 治病、育儿、看护和工作的兼顾
9. 接收外国人才的问题

（摘自朝日新闻2016年9月28日晨报）

“劳动方式改革”也成为了媒体关注的一大重点，每天都有各种相关报道。其中涉及到进行独特而大胆尝试的企业，如“以全体员工（包括非正式员工）为对象推进在家办公”（Recruit Holdings及旗下企业）、“研究实行每周三休制度”（日本雅虎）等，还有些个人在摸索副业兼职等工作模式。这些都是“劳动方式改革”的具体事例，实际的探讨研究项目非常广泛。

话虽如此，其中尤为关键的问题恐怕还是解决长时间劳动问题和改善非正式员工的待遇，实行同工同酬制度。

剖析产生加班的真正原因

笔者在本文中想重点探讨如何解决长时间劳动的问题。我曾经当过15年公司职员。每天都是长时间劳动。刚入职的那段时期，甚至有过从早上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清晨的经历。还有无偿加班的情况。虽然有时是上司要求的，但有时我还会自己主动修改考勤卡，少报一些加班时间。因为我觉得相对于付出的劳动时间，效率并不高，工作产出在量和质上都不理想。

现在回想一下为什么自己那时要加班，我脑子里浮现出了这样一些理由：工作不得要领、工作的绝对量大且难度也大、不愿在公司内部的竞争中落后、希望将工作做到自己满意的程度、公司存在着堪称“不夜城”的疯狂工作的企业文化。

如何改变这种长时间的劳动，是日本长久以来的一大问题。日本的长时间劳动者比例高居全球前列。近20年间，日本正式员工的全年劳动时间始终保持在2000小时左右。1994年时，包含非正式雇员在内的总劳动时间为1910小时，2015年为1734小时。现在，非正式雇员的比例约为40%，自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一比例一直在增长。由于这些劳动者中许多人是短工的缘由，所以劳动时间表明看似乎是减少了。

围绕“劳动方式改革”，有关方面正在研究如何加强对长时间劳动的限制。就现状看，有关长时间劳动的规定也是存在的，但是，如果劳资双方签订协议后，实际上是可以无限加班的。这就是“36协议”（基于《劳动基准法》第36条的劳资协议——译注）。它规定，“如果公司和劳动者代表达成共识，签订了劳资协议，那么就可以安排超过每天八小时、每周40小时法定劳动时间的工作”。而同样是《劳动基准法》，其第32条规定的劳动时间是每周40小时。现在人们要改革的就是这一协议没有起到作用的情况。

我是赞成限制长时间劳动的。但我认为这个对策还不到位。因为这种改革方案，把问题完全抛给了一线职场，相当于是在说我们要限制长时间劳动了，你们得想方设法减少加班。但是，如果不朝着减少绝对工作量、改变工作的角色分工这一方向来寻求对策的话，那么就会变成传统式的一味强调“干劲和斗志”的改革方案。

在关于“劳动方式改革”的讨论中，大家完全忽视了一个视点，即加班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产生加班问题的背景原因，在于所有人都在为出人头地而竞争，而且交给每个人的工作也并未得到明确定义。

当然，也有我提到的那种组织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或许有人会从“日本人就是勤劳”这种国民性中寻求答案，然而，我们不该在所谓的精神论上说长道短，必须对社会结构动刀，也就是我们这个所有人都为了上位而竞争的社会、任何工作都会被随意分配的社会。

对长时间劳动的限制，如果不能促进这些变革，那是没有意义的。换言之，必须重新审视工作总量和分配方式。

如果“劳动方式改革”，能够有利于朝这样的劳动方式（这里指的是升迁体系、职务范围的明确化及工作的分配方式等）转变，那么我是赞成的，但如果只是单纯地“要求减少劳动时间，限制加班这样的改革，那就与传统的“拼干劲和斗志”没有任何区别了。

这种把一切推给一线职场的改革将会诱发无偿加班。也就是说，是因为自己工作消化不良，而且又有加班限制，所以只好当做是自己个人的责任而选择无报酬加班。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人的潜力是无限的。那些致力于改善长时间劳动问题和推进劳动时间改革的企业，在规定了强制下班时间后，一线职场的意识也发生了变化，员工都各自开动脑筋，寻求新的方法来更快完成工作。而且在有些职场里，员工开始感到“长时间加班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了。不过，显然并不是所有企业都会如此一帆风顺。

政府主导的“劳动方式改革”，需要倾听百姓呼声

针对“一亿总活跃计划”和“劳动方式改革”，政府分别设置了主管大臣，还召开了专家会议等，从这些动作上不难看出是在动真格的了。不过，这场政府主导的改革是否就没有盲点了呢？

设立专门的负责人、积极听取专家的意见，这些做法看起来都是在认真对待这场改革，但也像是单纯的怀柔政策。在今年夏季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朝野各党提出的就业和劳动相关政策也都相差无几。自民党不论好坏灵活采纳在野党的主张，看似还有封锁争议，以拉拢更多选民的意图。

专家会议也是如此，虽然起用了经团联会长、联合会会长等看似代表劳资双方的人物，但他们主要代表的是大企业的利益，其实超过60%的日本人是在中小型企业工作的。应该如何将这部分劳动者的利益以及约占四成的非正式雇员的权益纳入视野？改革是否考虑到劳动力市场的多样性了呢？

答案大概是否定的，而且这其中甚至连企业经营者的意见都没有得到反映。当然，企业不赚钱，劳动者的生活就无法改善。这场改革是否会成为企业提高盈利的改革？如果只是单纯压缩人力资源支出的改革，而非提升生产效率的改革，恐怕就没有意义了。

在这场讨论中，劳动生产率必然会作为论据登场，而劳动产生的附加值和劳动投入量在这里是关键。日本的生产率低这个事实总是在人们的意识中先行一步，而资源丰富的国家、成为金融中心的国家等，这些拥有高稀缺价值产业的国家，往往更是在低效上“名列前茅”。然而大多数报道都没有关注这个事实，再加上人们常常看到的“毫无意义的会议”等景象，于是就断言“日本生产率低”。针对将我国列在已宣布了国家破产的冰岛和希腊之后这样的排行榜，为什么没人去质疑呢？

作为一个国家，在“依靠什么产业赚钱”这种经济发展战略蓝图尚不明确的情况下，选择改变劳动方式，那就不是战略，而是战术层面的问题了。如果缺乏如何提升附加价值的思维，生产率是不会提高的。

话说回来，在“劳动方式改革”中，重要的是暂且放下感情和传统观念，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成为今天这样？”。因为从安全卫生管理的角度而言，长时间劳动是不合适的，但这种状况持续如此之久，则表明它是有其存在之合理性的。延长工作时间使公司能够灵活地应对兴旺期和萧条期的业务状况，而不必去增减人员。如果公司在内部劳动市场和外部劳动市场都难以获得具有相同条件的人才，那么就会倾向于让现有人员从事长时间劳动。因此问题就在于我们应该如何去挑战这种合理性。

不只是局限于长时间劳动，整个劳动方式的改革问题，恐怕都象这样在政府主导下成为了把一切推给职场的改革方案。为了避免“劳动方式改革”变成一场劳动者缺位的改革，并对国家造成毁灭性影响，我们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标题图片：在德岛县神山町拓展业务的“Plat-Ease”公司（东京都涩谷区）的员工们。该公司经营影像数据管理和发布服务。他们正在为改建的木结构房屋铺设大容量数据通信线缆（2013年8月，时事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