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控于安倍政府的日本媒体，“难以忽视的真相”

提问，“仅限平河俱乐部记者”

2015年9月，安倍晋三无投票连任自民党总裁，在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的党总部举行了记者会。记者会由当时的自民党第一副干事长萩生田光一主持，他是这样说的：“记者会开始后，先请总裁‘致辞’，之后，由平河俱乐部（自民党的记者俱乐部）秘书处的轮值媒体代表提问。最后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接受其他提问。”预定30分钟的会见，安倍总裁滔滔不绝，振振有词地大谈政策成果及目标，竟花去了15分钟时间。平河俱乐部秘书处的2家轮值媒体提问结束后，萩生田又通告称：“下面的提问，仅限于平河俱乐部成员。”

这样的安排，是极其不自然的。安倍首相同时还任自民党总裁，本来能向他直接提问质疑的机会就不多，如此宝贵的30分钟时间，又因那开场白“致辞”而被占去了一半，然而却无人表示不满。电视也只是谨慎地以新闻快讯播报了发言内容。

控制，没什么可多说的

“仅限平河俱乐部记者（提问）”，萩生田的这句话可谓超越了常规。2012年12月之前的3年多时间里，民主党政权致力于推进新闻发布会的自由公开化，为网络记者、外国媒体、自由新闻工作者等都打开了大门。之后的安倍政权，在表面上也继承了这种做法。也就是说，它意识到要以一个“稳健的政府”示人，试图避免被指只照顾记者俱乐部成员，新闻自由倒退。但在最近的首相记者会上，无论网络媒体怎么举手，几乎都不会被点名提问。实际上，政府一直是通过这样的“操作”，拒网络记者于千里之外，同时来遮掩自己对媒体的区别对待。

上述“仅限平河俱乐部记者（提问）”的要求，甚至将这种“操作”也置之度外，这无异于公开表态——“我就是要随己所愿”。日本罕有的一家完全不靠广告收入运作的网络媒体“videonews.com（视频新闻网）”的主编神保哲生评论说：“‘症状’进一步恶化了。”

国际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每年发布世界新闻自由度排名，从2002年到2008年，日本一直在第26名至51名间徘徊。排名居低不上，被归因为记者俱乐部制度的封闭性。2009年诞生的民主党政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新闻发布会的公开化，排名也在2010年攀升至第11名，但随后又出现大跌，2012年为第53名，2015年为第61名。（据2016年4月20日公布的最新排名，日本再跌11名，降至第72名——译注）

导致排名大幅跌落的原因，是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相关信息，被认为没有得到充分公开，安倍政权推进的所谓《特定秘密保护法》也被视为问题。而安倍政权控制媒体的姿态，却丝毫不为之所动，哪怕国际评价继续下降，它似乎也完全不会在意。

电视，不反不驳

2014年11月，萩生田在众议院选举开始之前，向东京的各大商业电视台负责编制和报道的干部分别寄发信件，要求“确保有关选举报道的公平和公正”。字面乍看似乎低调，但实际内容无异于恐吓威胁。很显然，假若认为相关报道是公正中立的，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发送这样的信件。萩生田甚至在信中拿“椿贞良发言事件”说事，称“过去，某电视台企图促使政权交替，进行带有偏见的报道，并承认这一事实且以此为荣，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1993年，《产经新闻》披露，朝日电视台时任报道局局长椿贞良曾经指示新闻报道部门“要通过报道推动非自民党政权的诞生”，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以至椿贞良被传唤到国会作证。然而那篇爆炸性新闻却并不属实。此外，信中还要求，在嘉宾的选择方式上、发言次数及发言时间上都要保持公平。

在日本，广播电视行业处于总务省管辖之下，它完全没有理由接受来自自民党的指挥。但是，广电公司在收到信件后不但不公开抗议，甚至对收到信件这个事实都没有主动公布。

传唤，电视台逆来顺受

对电视的政治压力还在继续。2015年4月17日，自民党的情报通信战略调查会传唤NHK和朝日电视台的高管问话。NHK晚间的一档时事评论节目“现代特写（Close-up现代）”中的有关出家诈骗问题报道，被怀疑受访人讲话内容系记者的指示；而朝日电视台被视为问题的，是新闻节目评论员公开宣称“受到来自官方长官菅义伟的压力”，这些都被自民党认为“有违反广播法之嫌”。

自民党传唤媒体，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然而，这两家电视台不但没有任何反对，更是“随叫随到”，其他电台也没有站出来抗议。

10天后，针对被视为问题的节目，NHK公布了内部调查结果，否认了采访时存在作假行为。同一天，总务大臣高市早苗不经仔细斟酌这一调查结果，就对NHK发出了“严重警告”文件。针对节目内容，总务省以文件形式发出严重警告实为罕见，此前是在2009年，而以总务大臣之名发出严重警告，还是2007年以来的第一次。但是，电视台仅仅是简单报道了受到严重警告这个事实。

而对此提出批评的，是广播伦理与节目改进组织（BPO）。这是一个作为业界自主检查机关而设立的组织，内分三个委员会负责处理不同问题，成员中不包含各广电公司的高管和员工。2015年11月，该组织的三个委员会之一——广播伦理检证委员会发表了针对NHK“现代特写（Close-up现代）”的调查意见，表达了与NHK内部调查结果相反的见解，指出由于不负责任的采访，节目中的一些表现“严重违反了广播伦理”。与此同时，该委员会谴责称，总务大臣的严重警告“不尊重历史经过”，自民党传唤电视台高管是“对新闻自由施压”。广电业的当事人缄口不言，而是周围人发声抗议，这种情况实属异常。

目的，更改法律解释？

2016年2月，总务大臣高市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答辩称，对于节目播放是否遵循了广播法第4条规定的“政治公平”原则，这应由“总务大臣”来做判断；如果电台电视台屡次三番不遵守广播法，将“以总务大臣的权限”，依据电波法而“‘停播’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政府拿出广播法第4条规定，来作为判断播放节目内容乃至决定是否停播的“准绳”，但这一见解，有悖于宪法学界历来的传统解释，即此条文是“电台方面自愿遵守的编制节目的‘伦理规范’”。但是，针对高市早苗的言论，官房长官菅义伟称其为“理所当然之事”，安倍首相也在国会答辩时表示，“这是一如既往的普遍看法”。

不知他们是确信犯（信仰犯，指基于道德、宗教、政治上的信仰而实行的犯罪——译注），还仅仅只是无知。但媒体行业却没有一致的抗议行动。公开表达了不满的仅有6名电视新闻主播，他们在2月底召开了抗议高市早苗言论的记者会。

媒体，希望隐藏的“特权”

为什么日本的媒体如此软弱畏缩呢？关于电视台，理由很简单，那是出于对监管机关总务省及对其具有影响力的自民党的顾虑。日本的广播制度有着根本性的缺陷。1950年在美军占领下制定的有关广播法律中，监管广播电台的是“电波监理委员会”这样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机关。但它在2年多后就被首相吉田茂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由政府直接监管的制度。

新闻报道的主要任务是“监督权力”，但在日本出现了权力的逆转，即广播电台反而受到了应该由自己来监督的对象——政府的监管。由于自民党长期单独执政，形成了在广播（政策）上拥有很大发言权的议员团体，虽然这一势力现已有所削弱，但依然令电视台不可轻视。而且，欧美具有良知的新闻媒体，其股份是私人持有的；与之形成对照，总部设在东京的各家商业广播网公开上市，它们的高层生怕政府干预并由此带来经济损失，无法下决心做出以新闻报道为重的决断。

此外，日本的5家全国性报纸都与这些商业广播电视网互持股份。过去，报社记者还寻求政府、自民党的帮助，以图加快各自在地方城市设台开播的审批手续。

再有，日本报业还一致向安倍政府及自民党做工作，请求在预定于2017年4月消费税增税之际，将报纸列入增税名单之外，并且成功获得批准。媒体如此直接欠下“人情”的话，公开批评政府就更加不可能了。

对传统媒体来说，长期以来在记者俱乐部制度下形成的（可优先获取信息的）采访惯例，已成为它们爱不释手的“特权”。希望维持这种特权的意识，也是令媒体向政府示弱的一个因素。民主党实现了“新闻发布会”的公开化，但在“记者俱乐部”上却没能做到这一点。记者俱乐部的真正“好处”不在“新闻发布会”，而是能够在私下开诚布公地畅所欲言。

在那里记者可以分享政治议程的发展趋势、要人对有关事件的看法及真实反应等，这些信息都会直接影响到报道文章的微妙语气及今后的采访方针等。在重要的国际会议之前，有关政府部门还会在记者俱乐部成员中召开非正式的吹风会。如果毫不留情地批评政府，那就意味着放弃或至少也是暂时中断在这个核心圈中获取信息的特权。

鉴于存在这样一些原因，日本的新闻媒体很难与政府保持距离。不仅如此，各大媒体的高管与安倍首相的聚餐频度，比历届其他首相都高，这就是现今媒体的实情。

上述召开抗议记者会的新闻节目主播中，有5人于3月24日在日本外国记者协会再度举行了抗议记者会。外国记者接二连三地对日本媒体提出尖锐的质询，亦即“对那种程度的言论，为何会畏惧至此？”而这5位主播，最终也没能做出令外国记者信服的解释。

为了“隐而不露的特权”，日本媒体无法“独立”于权力之外而真正履行其监督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