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断祸根——为朝日新闻核实“慰安妇”报道后的日本外交进言

包括历史问题、领土问题在内，许多过往问题的影响导致日韩关系如今处在充满各种分歧的艰难状况之中。笔者认为，如果要尝试打破局面，首先应该致力于解决慰安妇问题。不是因为慰安妇问题容易解决，而是因为其他问题或许过于复杂。但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今年以来的一系列动向之中，似乎并非不能读出某些旨在解决问题的动向。

维新会和媒体报道刺激了美国

2014年初的情况十分严峻。2013年12月26日安倍晋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后，要求修改关于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的舆论动向开始加速。日本维新会于当月27日提出将在来年年初发起要求撤回河野谈话的签名运动，《产经新闻》更在2014年元旦的报道中强硬指出了河野谈话的欺骗性。

这种动向显然强烈刺激到了美国。对于将崛起的中国视为东亚地区最大问题的美国而言，日韩都是共同应对这一问题的伙伴。让围绕历史问题日益恶化的日韩关系更加复杂化的做法已经超出了美国的容忍限度。

同年3月12、13两日，日本外务次官斋木昭隆访问了韩国。接着，安倍首相在14日的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示“安倍内阁并未考虑修改”河野谈话，并在答辩中称“想到那些遭受了难以言状的痛苦经历的人们，我感到非常痛心。我的态度与历任首相相同”。2007年3月，第一次安倍内阁的“否定强征慰安妇言论”在美国遭到猛烈抨击之时，安倍首相也曾对布什总统说过同样的话，平息了事态。另一方面，官房长官菅义伟在当日的答辩中表示“有必要调查河野谈话拟定过程的实际情况”，这即是确定了非常重要的方向性，为之后的动作定了调。

这很快就作为外交关系的动向表现了出来。3月在海牙，安倍首相与朴槿惠总统分坐奥巴马总统身旁，以日韩围绕慰安妇问题达成的首次妥协案为基础，共同举行了三方会谈。或许可以说，正是这种妥协促成了奥巴马总统4月访日、访韩的日程。访问中，虽然遗留了奥巴马总统在韩国发表的慰安妇言论这一问题，但好歹避免了问题的过度激化，事态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海外声名狼藉的“河野谈话拟定经过报告书”

接下来的局面是围绕菅官房长官承诺的河野谈话拟定经过的调查报告展开的。6月20日，题为“日韩关于慰安妇问题的交涉经过”的长篇报告书出炉。 

这份报告书并未获得外国的好评。韩国外交部几乎是在报告书出炉的第一时间表示“深感遗憾”，发表声明称“报告书与不修改河野谈话的政府方针背道而驰”“河野谈话是日本经过独立调查和判断后形成的结论，韩国政府只是应日方的多次要求，以非官方形式反馈了意见”（6月21日《每日新闻》）。

6月22日的《纽约时报》刊登题为“日本的历史障眼法”的社论，强烈抨击了安倍首相。一位美国的朋友透露，华盛顿的国务院和白宫方面也基本是这个态度。笔者曾撰写过一篇驳斥该社论的文章，向该报op.ed专栏投稿却未被采用（注：之后，笔者整理文章主旨向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论坛》特刊投稿，预定将在不久后出版）。

河野追认报告书，出乎意料之外

然而，东京方面的事态却在朝着意外的方向发展。首先，报告书本身并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在谈话拟定过程中曾承认对慰安妇的狭义强制性（卡住脖子拉上卡车掳走之类的行为）。至少笔者读后认为，在韩国政府的作用方面，韩国官员也只不过是做了一位凭良心做事的外交官分内之事而已，而听说了这些情况的日方也丝毫没有将谈话责任推给韩方的意思，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 

而且谈话发表后不久，谈话当事人河野洋平又发出了追认报告书内容的声明，表示“（核实结果的）报告书中并没有需要我补充或者删减的东西。内容准确而全面。”（6月22日《每日新闻》）。此时出现了一种完全未曾预想到的事态，那就是河野谈话不光赢得了支持者的赞同，还得到了批评者的一定支持，在日本的地位变得更加稳固。

朝日核实“慰安妇”报道造成的冲击

后来，继这一系列动向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动向。8月5日，《朝日新闻》晨报用了4个对开版面发布了“我们是如何讲述慰安妇问题的，答读者问”这样一个大型专题报道。特别针对1982年吉田清治提供的“济州岛强征行为”证言发布了公告称“我们判断该证言不实，决定撤销相关文章”。

在日韩报道慰安妇问题的初期，吉田证言曾让人们对日军有关慰安妇的行动形成了一定的印象，家永三郎的《战争责任》（1985年）、联合国《库马拉斯瓦米报告》（1996年）、美国众议院对日谴责决议（2007年）等都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朝日否认吉田证言的冲击后来又激起了波澜，8月26日自民党政调会会长高市早苗向菅官房长官提出要求，鉴于朝日撤回了部分证言，应发布新谈话。对此，菅官房长官回应表示“未曾考虑”（8月27日《每日新闻》晨报）。

必须与在世的前慰安妇实现和解

依笔者所见，在安倍改造内阁的对外关系中，这一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认真解决的时候了。基于2007年以来一直阐述的观点，在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无论是在日韩关系还是日本与世界的关系上，该问题都引发了各种日本不愿看到的事态。要斩断整个问题的祸根，避免其今后成为对日本而言不必要的政治问题，只有一个应对办法。

那就是与如今还在世的约50名韩国前慰安妇达成和解。对于该问题，在韩国拥有最终和绝对发言权的只有这些人。与这些人实现和解才是必须之举。

最近，笔者在与韩国相关人士讨论过程中感受到，首先日本政府的表态必须要能打动前慰安妇们的内心。也就是说，怎样将3月14日安倍首相在国会答辩中的表述转化成适当的语言。另一点，就是要采取具体行动。要考虑建立一种体系，核心是以政府预算形式筹集过去通过亚洲女性基金由民间筹集的补偿金。要建立以上这两种和解机制，除了安倍政权明示意图的行动外，还需要朴总统领导韩方开展全方位的共同行动。如果没有韩国政府的配合，和解就无法实现。

复杂的慰安妇像问题

第二，要努力避免出现问题发展成为死结的事态。如果未能与前慰安妇们达成和解，那么在韩国市民社会中对这一问题拥有所谓“代表权”的便是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挺队协）。依笔者所见，这个市民团体将慰安妇问题定位为日本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时代犯下的罪恶的象征，该团体的信念是：只要日本拒绝对此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承认犯罪性，那就谈不上和解。此外，这个团体的人认为接受了亚洲女性基金道歉的61名前慰安妇背叛了韩国的利益，对她们采取了欲将其排除在韩国社会之外的极端行动。如果这个团体掌握了有关该问题的决定权，那么几乎可以认为慰安妇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 

第三是如何处理在美国等世界各地设置的慰安妇像这一问题。这牵扯到各国的内政，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不过，在世界各地推进慰安妇像问题的核心势力是海外韩国人势力，目前，他们正加强与海外中国人势力的配合。如果说海外韩国人势力不消停，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那么只能依靠首尔和东京的和解来加以解决。

世界不关注“强制性”

最后第四点就是，包括此次朝日新闻否定吉田证言的报道在内，尽管始终未发现有文件能证明日本曾经做出过基于狭义强制性的绑架行为，但是我们今后应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关于这一点，全球的总体趋势是几乎都不关注是否存在狭义的强制性。美国的舆论概括起来是这样一种立场——如果现在自己的女儿被置于那种处境自己会怎么想？如果存在听了“甜言蜜语”即“被骗”带走的人，那么他们与被扔进卡车的人有什么区别？ 

因此，朝日新闻否定吉田证言的举动对世界大势几乎不具任何意义。况且，早在1997年，日本研究吉田证言的权威人士秦郁彦和吉见义明就已经得出了“并无表明存在强征行为的资料”这一结论，可以说该问题早就有了定论。

作为早在近20年前专家就已经作出结论的问题，如今就算大肆报道，恐怕对事态本质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尤其是在与韩国的关系上，本次事件是日本国内大众媒体的问题，难以对日韩关系产生重大意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日韩双方必须在约50名前慰安妇健在之时尽可能地努力实现和解，除此以外，再无更加合适的办法。

标题图片：设置在首尔日本大使馆前的“慰安妇少女像”（图片提供：时事通信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