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辛亥革命100年與日本
- 辛亥革命和日中關係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對中國來說，日本既是“近代智慧”的源泉，同時又是流亡者聚集的“革命搖籃”。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在動蕩的國際政治環境下，日本也複雜地、多樣化地參與到了這場革命之中。
19世紀的日中關係
江戶時代的日本，對外貿易處於政府控制之下。在對外關係方面，除了通過長崎與清朝和荷蘭交往外，還通過對馬與朝鮮、通過薩摩藩與琉球及清朝的福州、通過松前藩與阿依努族、通過通古斯民族與清朝等進行交流。清朝以朝貢形式和周邊國家開展貿易，但與歐美各國的貿易，18世紀則僅限於在廣州一個港口進行，此外在沿海地區的其他一些港口開展被稱為互市的貿易。日本和清朝，在台灣的鄭氏政權滅亡後，清朝商人前往長崎從事貿易活動，最多的時候，有數千來自清朝的人們居住在長崎，他們從日本進口銅、海產品，日本也從清進口砂糖、奢侈品等物資和文物。
但是，這種關係在19世紀中期開始發生變化。中國因鴉片戰爭等的失敗，開放了沿海港口；1859年，日本也開放了長崎等港口，於是中國商人從長崎進入神戶、橫濱、函館等日本各地，將海產品等直接帶回中國。同樣，在日本，長崎奉行（行政首腦）、函館奉行等也探索不通過中國商人或歐美人，將日本商品直接帶進上海的途徑。高杉新作乘坐的千歲丸也是以此為目的而派遣的。
明治時期的長崎港 （照片提供：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
明治維新後的1871年，日本和清朝簽訂了《日清修好條約》，這雖是兩國之間締結的第一個平等條約，但從條約談判過程和具體內容來看，清都佔據有利地位。儘管明治維新不久被定位為成功事例，但至少到西南戰爭、松方財政改革時代，清、朝鮮都認為像日本的明治維新這樣性急的改革，反而會招致混亂；而且，至少在19世紀80年代後期，從海軍實力也可看出，與日本相比，清佔有絕對的優勢。在1886年處理北洋艦隊水兵引發的長崎事件過程中，日本的外交姿態，如實地反映了其弱勢立場。
甲午戰爭後，日本佔有台灣，獲得了與西方列強同樣的條約和特權。而且，正如陸奧宗光外務大臣評價這場戰爭為“近代的日本和傳統的清”一樣，在國民意識中，對清的優越感趨於強烈。同時，清也掀起了要求建設明治維新式近代國家的運動。
作者簡介 川島真 KAWASHIMA Shin 東京大學副教授。 1968年生於東京都。 1992年畢業於東京外國語大學外語系中文專業。 1997年修滿東京大學研究生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課程學分後退學後，獲博士（文學）學位。經任北海道大學法學系及研究生院法學研究科副教授後，擔任現職。著作有《中國近代外交的形成》（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04年）、《通向近代國家的摸索1894-1925》（岩波新書系列中國近現代2 201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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