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臺灣人，也是日本人」活在中間的我ーー 芥川獎提名臺裔作家溫又柔的告白

8月10日，作家溫又柔在臺灣文化中心舉行了一場演講，席間100位聽眾讓會場座無虛席。溫老師在會上侃侃而談，談她對獲得芥川獎提名的新作《中間的孩子們》（暫譯）的創作心境；談她在臺灣出生，日本長大，成為以日文創作文學作品的作家心路歷程；同時，她也提出了一般人不容易察覺的「日本人」與「日文」的既定概念中，她所感受到的違和感。演講內容深具意義，令我們再一次深思「何謂日文」、「何謂日本人」這些攸關本質的問題。演講由nippon.com的資深編輯野嶋剛擔任與談人，本篇文章摘錄部分演講內容而成，由野嶋本人與編輯部的高橋郁文負責統整。

芥川獎提名的過程

《中間的孩子們》今年3月發表於藝文雜誌《すばる》（昴），並於近日由集英社出版成書。打從出道以來，我就持續以語言與身分認同為題書寫創作，在針對此「主題」書寫的作品中，這本書是現階段自己寫得最滿意的一本。

5月底的某一天，《昴》雜誌的總編輯傳訊息給我，寫著：「等會兒有一通重要的電話會打去找妳，一定要接喔。」於是我一邊等著電話，心裡七上八下地想，不知道有什麼恐怖的事將要發生。那時候我人剛好在澀谷，就在淳久堂書店裡緊握著手機，忐忑不安。電話終於打來，我接起來聽見對方問我，「我們想提名妳的作品，請問您是否願意接受提名？」我原以為自己跟芥川獎無緣，所以嚇了一大跳。事實上這時候可以選擇婉拒提名，不過不論最後有沒有得獎，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獲得提名就會上新聞，我的作品也將一口氣打開知名度。如此一來，我寫的書就能擁有更多露出機會，讓那些我衷心希望他們能讀一讀的人們看見。對我而言，書寫原本就是渴望被人閱讀，若有機會讓更多人閱讀我的作品我會非常感激，於是我立刻回覆對方：我很樂意！

6月20日，獲得提名的作品正式公告周知，前一天我心裡異常緊張，想著事到如今已不能反悔。平常我習慣從深夜寫稿到清晨，那天，當我和往常一樣鑽進被窩準備睡覺時，電話響了起來。是住在新潟的公公打來的，他說「看NHK的晨間新聞時，聽到電視裡提到妳的名字」。這讓我頓時醒悟，原來新聞會這樣大張旗鼓地報導芥川獎提名作品，我心想「啊啊，一切要開始了」。那天我還收到很多人的祝福與鼓勵，心中滿是感動。

評選會在1個月後的7月19日舉行。那天我在新宿歌舞伎町的臺灣料理店「青葉」，辦了場所謂的「等待開獎會」。我覺得自己大概沒辦法獨自承受等待的煎熬，所以找了許多朋友來，包過《昴」雜誌的總編與責編、幫我出版本次提名作的集英社相關人士、讓《我住在日語》問世的白水社相關人，還有我在其他出版社的責任編輯，以及這幾年和我一起參與各個大小活動的夥伴等等，大家一起享用美食，度過這段時光。那天碰巧也是《中間的孩子們》單行本印刷完成的日子，負責這本書的編輯帶了剛印好的書過來。想到花費好幾年時間寫成的作品，如今在美麗的裝幀下成為一本書籍，即將於一週後擺在書店架上，內心感慨萬千，充滿無比幸福的感受。

雖然結果很遺憾，無法回應期待我得獎的人，但不論得獎與否，我都會繼續寫小說，這一點不會改變。反倒是透過這件事，讓我深刻地體會到「原來有這麼多人期盼我得獎」，心裡的感激之情其實大過於遺憾。猶記得那晚，我一個勁地說不斷地說著感謝，謝謝、謝謝大家。

中間的孩子們內心的糾葛

打從出道作以來，我筆下的故事主角始終是在日本長大、臺灣出身的人，我的作品裡只會出現這種主角（笑）。我一直在寫的東西，是種如果我不去寫大概沒有人會寫下的事。身為作家以及創作者，能有這樣一個自己非常想寫又捨我其誰的主題，真的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

《中間的孩子們》（集英社）

《中間的孩子們》描述身上流著臺灣血脈、在日本長大的主人翁，到上海留學的故事，我把自己的經驗投射到故事之中。從孩提時起，我就活在日文的世界，口裡說的也一直是日文，如果不報上名字，別人都以為我是日本人。可是就算到了今天，當我說出我叫溫又柔時，還是會有人開口誇獎我日文說得真好。

假設這句話是出自來家裡修洗衣機的人，那完全不成問題，我一點都不會介意。畢竟我自己也一樣，如果有人告訴我他姓郭或姓陳，我也會不由自主地想，這個人日文講得真好。只不過，萬一是日本文學愛好者或日本文學評論家這樣的人物，對我這個日文文學的寫作者說：「妳的日文造詣真好」，就會讓我湧起一股複雜的情緒。比方說，曾有一位上了年紀的男人告訴我：「很榮幸有像妳這樣的人物，投身加入我們日本文學的行列。」那時，我禁不住陷入沈思。我想著，這個人口中的「我們」究竟是指什麼呢？「像妳這樣的人物」指的又是什麼人？我想這位先生應該不會對日本人作家說出同樣的話語。他說的「我們」指的是「日本人」，而且對這位男性來說，我就只是一個「外國人」，不是能被放到「我們」這個分類裡的人。為什麼像他這樣的人，總是不會想到「世上還有我這種日本人存在」呢？

「雖然我無比接近日本人，但終究不是日本人。」不光是上面那個場合，每一次這個事實橫陳在我眼前時，都讓人感到落寞。反過來說，身為臺灣人，我也有點格格不入。我從前覺得，原因可能是出在我和大多數臺灣人不同，中文說的不大流暢所致。於是在某個時期以前，我用盡全力學中文，只要精通中文，就可以變成那種「會說日文的臺灣人」。碰巧當時我就讀的大學在上海有間姊妹校，是外國語專門大學，所以我沒有想太多就決定去留學。然而事與願違的是，即便上海跟臺灣同樣說中文，雙方使用的文字與發音符號卻相當不一樣，字彙措辭也有非常多細微的差異。於是，在上海學校學到的中文跟記憶中幼時在臺灣學的中文，兩者混淆，讓我迷失了方向，我越是努力學習，反而越看不清究竟該師法哪一種中文才好。

文學給了我容身之處

攝影：野嶋剛

除此之外，「母語」究竟是什麼，這一層面的問題也在我心裡掀起了波瀾。在把中文當作外語重新學習的過程中，我赫然發覺原來自己跟日文的連結竟然如此深刻。我沒辦法不去察覺，自己跟日文的連結竟然如此緊密，甚至緊密到讓我想稱呼日文為我的「母語」的地步。但這個狀況又讓我陷入了另一種煩惱，我想著不屬於日本人的自己，真的可以說日文是我的母語嗎？加上中國與臺灣之間的特殊關係，讓事態變得更加複雜。長久以來，我總是跟著父母學習他們的母語，而上海卻不是父母親的母國，可是，我在上海遇見的每個中國人卻都認為我和他們是「同胞」。對他們來說，臺灣不是一個國家，是中國的一部份，而他們並不認同我宣稱自己是臺灣人這件事。

日文與中文，臺灣與中國，臺灣的中文與中國的中文…像這樣回憶過往，我覺得當時20歲的自己，大概是在各個「國」與「國」之間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回到日本之後，我一方面覺得自己只會說日文卻不是日本人，一方面又自卑自己雖然是臺灣人卻不會講中文，就這樣摸索著自己應有的歸屬。後來，就在文學之中找到了那份歸屬感。我想，那時候的我之所如此需要文學，是因為唯有文學給了那個什麼都只有半吊子的自己一個容身之處。

握不住的語言手杖

讓我萌生此想法的關鍵，是李良枝。她是一位小說家，身上流著韓國的血脈，從小在日本長大。李良枝的著作《由熙》中描述「在日韓國人」的苦惱，主人翁赴母國韓國留學，卻在學習母語韓文時遭遇挫折。簡言之，書中人物在日本長大卻沒有被當作日本人看待，於是決定乾脆來學自己的母語韓文，而動身前往韓國，結果卻在自己的母國被人訕笑，講的韓文帶有日本腔。對主角來說，只有日文足夠稱之為母語，但偏偏韓文才是最應該被喚做母語的語言，李良枝以文字把這兩者間糾葛的狀態，稱為「握不住的語言手杖」。故事裡主角是這麼說的，早上起床時會發出「啊啊」的聲音，但自己總是弄不清楚這個「啊」究竟是日文的「あ」還是韓文的「아」。因為不知道答案，所以不論是從「あ」開始的日文的手杖，抑或以「아」起頭的韓文的手杖，主角都無法握好。

我深深受到震撼，沒有想過竟有「日本文學」能如此呈現，人在出生國與成長國的狹縫間劇烈擺盪的心境。

從那一刻起，「只會講日文卻不是日本人」的自卑感，轉化為我的創作能量。換句話說，我打定主意要像李良枝寫下「由熙」般，寫出一部屬於我的《由熙》。

《我住在日語》（白水社）

「好去好來歌」即是此企圖心下誕生的作品。在書寫過程中，不斷湧現想提筆寫下的事，只可惜我的寫作能力還無法跟上我的創作慾望。於是我尋思，乾脆把我至今如何面對語言本身，及寫出「好去好來歌」與隨後出版的「來福之家」的過程，用言語表達出來吧。所以我開始在白水社的網站上連載散文「追尋失落的〈母語〉」，這些散文總算在去年透過白水社匯集成書問世，就是前述的《我住在日語》。書寫散文的過程中，我徹底檢視自己與語言的關係，多虧於此，我才能寫出《中間的孩子們》。這部小說是希望能鼓勵以前的我而提筆寫成的作品。我想鼓勵那個還沒遇見李良枝所謂的「語言的手杖」的表現方法；還徘徊在好幾個「國家」之間找不到安身之處；那個迷失方向的20歲的我。這部作品能獲得芥川獎提名，給了我相當大的勇氣。「身上流著外國血脈的日本小孩如何接納自己」並不單是我個人的主題，成為日本文學的主題之一，獲得認可。

評選會當天，收到「落選」的聯絡，首先浮上心頭的情緒是「我會繼續寫作」。我想著，「如果因此而垂頭喪氣，打從一開始我就不會寫小說了」。那天，《我住在日語》的臺灣版譯者也出席了「等待開獎會」，他立刻把我的感受翻譯成中文，並聯絡「中央社焦點臺灣」的記者。還好有他在，才能讓期待我得獎的臺灣人知道「溫又柔雖然沒得獎，但還是很有活力而且充滿寫作慾」，真是太感謝了（笑）。

日本也是我們的國家

不過，有一件事讓我非常不甘心。

其實我獲得芥川獎提名時，正巧也是日本民進黨蓮舫女士的雙重國籍問題，被拿來大做文章的時期。蓮舫女士為了要證明她的「清白無辜」，公開自己的戶籍資料。我看著這則新聞，心情非常複雜。蓮舫女士和我同樣流著中華民國的血脈，並於孩提時代來往日臺之間。換言之，我們並無權自行選擇國籍，而是配合雙親赴日等因素完成實際所需手續，卻在當上日本的政治家後，才被提出來質問「那時候妳如何又如何」。

攝影：野嶋剛

看著蓮舫女士，我好想鼓勵她為她打氣。不論蓮舫女士到底有沒有雙重國籍，現在為了推動日本各項優良政策而盡心盡力已經足夠，這點難道不更重要嗎？或許有人會批評我只是說得好聽，完全不懂現實社會，但我還是禁不住尋思：一個能讓移民當上政治家大展身手的國度，不光能讓移民過更好的日子，也能讓長年住在這個國家裡的人擁有更好生活的環境，不是嗎？坦白講，我一心期盼蓮舫女士能出來講一句，「日本也是我們的國家」，但她一直沒把這句話說出口，我是懊惱又焦慮。我想，不讓她把這句話說出口的壓力一定也很大，最後她還是沒有戰勝那股壓力。如果身為政治家的蓮舫女士說不出口，就讓我以文學者的身分來說這句話：「日本也是我們的國家，日文也是我們的語言。」我看著一連串的新聞心想，如果我成為芥川獎得主，就要在麥克風向我遞過來時說出這句話。這件事無法成真，是我唯一覺得好不甘心的事。

多重語言，複合認同

【以下為溫又柔和與談人，以及聽眾進行的Q&A內容】

野嶋：您的妹妹頭髮型是什麼時候開始留的？

攝影：編輯部 高橋郁文

溫：仔細一想我好像一直都剪這個髮型，幾乎沒有留長過。其實我從11歲那年起，就一直由同一位理髮師剪髮。那時候媽媽還不太會講日文，每次要帶我們幾個小孩去剪頭髮都很頭疼，後來碰巧踏入一間理髮店，和那裡的設計師很投緣，就這樣維繫起長年的情誼。第一次去剪頭髮時，理髮師說我的頭型適合剪短髮，然後就持續到今天了。

野嶋：溫又柔這個名字好特別，有什麼故事嗎？

溫：我的名字即便在中文圈裡也很有特色，會被誤以為是筆名，搞不好是走在所謂「閃亮亮名字」的流行尖端呢（笑）。中文裡有個詞叫「溫柔」，意思是貼心、溫和，我伯父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弟姐妹都取了「溫又～」系列的名字，所以我爸爸就把我命名為「又柔」。

野嶋：您家中的語言環境是什麼樣子呢？

溫：還待在臺灣時，都是中文跟臺語混著講，來日本之後就一邊說著日文，同時父母會用中文跟臺語說話，孩子們則以日文回應。家裡就是一個大雜燴狀態。不過，我記得自己日文學得很快，大概5、6歲左右就都只講日文了。

野嶋：這樣看來，對您來說究竟什麼才是您的母語呢？

溫：答案會因母語的定義而異，不過我用起來最輕鬆的是日文，第一個接納的語言則是中文跟臺語。我永遠不會忘記囝仔（人）、好命、假仙等詞彙，即使媽媽問我，就是沒辦法轉成日文。當我跟媽媽說：「我今天開始要閉關唸書不做其他事」，她就會調侃我：「假仙！（做作、裝乖）」。還有很多東西我都是用前後脈絡記住，沒辦法精準翻譯出來。所以我最近都會閃避問題，推說我的母語是中文加日文的混搭語言（笑）。

野嶋：溫老師的作品裡也散見許多這類活生生的材料，書裡會用片假名或拼音來表記。

溫：那些都是摻雜在我的日文中的臺灣話，所以我不以國界區分母語，我總覺得在母語之中存有某種先於國界之前的狀態。也就是說，「母語之中沒有國界」。我跟東山先生（東山彰良，臺灣出身，直木賞作品《流》的作者）常被描述為跨越國界，或者橫跨國境的作者，不過就我個人而言，會覺得自己更像是打從一開始就不知道身在何方，位於何處，而非跨越境界，所以對我來說「溢出界線之外」這個說法更貼合我的感受。

野嶋：我認為要定義溫老師是「哪裡人」不是件易事，請問若在芥川獎等公開場合或媒體，您會希望別人如何介紹您的生平呢？

溫：我覺得「臺灣籍日文作家」是拿來表述我自己最適宜的詞彙。這次『中間的孩子們』被提名入圍，內容又是這類議題，或許因為這樣，幾乎沒有一篇報導使用「日本人」或「臺灣人」的說法描述我。剛出道時我有時會被描述為「在日臺灣人」或是「非母語話者」，而在這一次獲得提名的作品裡，我窮盡筆力探詢「究竟什麼是日本人？」或是「母語到底是什麼？」等問題，所以報章雜誌提起我時也多半會寫「臺灣籍日文作家」。這件事讓我很開心。說到「在日」這句描述，在我聽來就像要特意強調被如此稱呼的人正「滯留於日本」一樣，從以前就讓我覺得很不對勁。因為，身在日本的日本人也是「在日」才對呀？可是這句話卻只會用來形容日本人以外的人，好像只有日本人有特權，不用解釋自己為何在日本一樣，讓我很難對這個詞有好感。我常常會想，假如對所有人來說，這個國家裡有各式血緣的「日本人」存在是件很自然的事，該有多好，好比說有臺灣血統的日本人，或者朝鮮裔的日本人，還有巴西血緣的日本人等等。真希望哪一天能變成那樣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