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次擔任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考驗日本的領導力

舉辦峰會與擔任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之年

2016年被認為是對日本外交具有特別意義的1年。2016～2017年這兩年，日本將擔任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日本政府表示將繼續關注安理會這個聯合國最重要的機構是如何決策世界重要議題的。日本再次當選非常任理事國，同時日本還將擔任G7首腦會議（2016年5月26～27日，伊勢志摩峰會）的主席國，這讓人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感。

由主要已開發國家組成的G7，其所有成員國地位平等，只有在成員國間展開複雜的協商後才能做出決策。在G7框架內，沒有一等國、二等國這種區分，但像烏克蘭危機爆發後的俄羅斯那樣，在某些情況下，成員國有可能會遭到驅逐(*1)。

並非「不變」，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安理會的情況截然不同。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參與組建聯合國的同盟國陣營的5個戰勝國（美英法俄中，P5）。只有這5個國家可以通過行使否決權來影響聯合國在重要問題上的決策，將安理會的表決過程變得徒有軀殼(*2)。而且，常任理事國的陣容根本沒有反映戰後國際社會的實際情況。

被分配給中國大陸的常任理事國席位，在過去數十年間一直被臺灣也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占據，而非北京的中國人民共和國政府(*3)。蘇聯從世界政治版圖上消失後，俄羅斯聯邦在1992年繼承了這個席位。這是得到聯合國支持的前蘇聯各國的集體決定。但當時不由俄羅斯繼承蘇聯席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蘇聯解體後，哈薩克總統的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表示，繼承蘇聯席位的必須是獨立國家國協（CIS），前蘇聯各國中的某一國單獨繼承是不正確的。即使從這一點來看，也會明白「永久不變」的常任理事國陣容不過是單純的歷史慣例。

安理會的構成和權限沒有適應時代變化

安理會的否決權行使機制和只給特定國家權限的模式都顯得落伍過時。這種機制完全沒有考慮到可能會對世界造成影響的新勢力的崛起，也沒有考慮戰後國際關係結構自身的變化。

此外，行使否決權的機制非但沒有形成抑制和均衡，反而加劇了不均衡。法國至今仍是有影響力的歐洲國家，雖然這是依然不變的事實，但因此就能說德國不如法國有影響力嗎？甚至沒有跡象顯示安理會有意為歐盟誕生及調整國際政治而建立新的戰略，那樣做合適嗎？我無意否定中國的影響力，但它無法抗衡日本和印度在亞洲所占的分量。在南北美洲大陸，除了美國以外，恐怕不能忽視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等國的存在。如今，是否也應該讓上述國家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或是給予它們否決權？或者我們應該探索新的相互關係的機制？

即便功能不完善，安理會仍將影響世界

從2016年開始的兩年內，烏克蘭也會和日本一同擔任聯合國安理會的非常任理事國。兩國都面臨保衛領土的艱鉅課題。但聯合國在解決此類問題方面發揮的作用僅僅是召開徒勞無功的會議。這樣的話，更好的方法就要依靠雙邊談判和更有效的國際機制了。

儘管日本希望在2016年朝著解決北方領土問題這個目標向前邁進一步，但它取決於安倍首相和普丁總統能否舉行會談，能否在會談時做出可以讓步的決定。烏克蘭希望今年收回東部頓巴斯（Donbass）地區（頓內次克［Donetsk］和盧干斯克［Luhansk］州）的主權。但這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明斯克（Minsk）協議，以及作為調停人的俄羅斯、德國、法國、烏克蘭首腦組成的所謂「諾曼第4國」會談如何發揮作用。

上述經驗將帶給日本和我們許多啟示。即使看似現階段可以完成的事情，往往也會被拖延到明天解決。但是，我們可以藉國際社會的改革之聲作為推動力，以求突破現狀。針對雙邊談判無法解決的問題，也必須努力在聯合國框架內達成協議。即便不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在法律面前，世界上所有國家不都是平等的嗎？

日本此次將是第11次擔任非常任理事國，這是聯合國成員國中的最高紀錄。每當世界形勢遭遇危機之時，安理會總會成為關注焦點，而每次日本擔任非常任理事國時，聯合國必須實施徹底改革和讓國際法「順應時代需求，變得更加完善」這種訴求，都會變成更具迫切性的緊要課題。當然，這是整個國際社會的問題，但對日本外交而言，恐怕也是極其嚴峻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