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魯迅的藏書，看多元化知識的內在關聯

1902年3月24日，魯迅（本名周樹人，1881-1936）從南京乘坐“大貞丸”號經上海前往日本。4月4日，他到達了橫濱，並於當月在東京的弘文學院開始了留學生活。今年正好迎來魯迅留日110週年。我不太清楚中國和日本是否策劃了有關的紀念活動，但是，魯迅留學日本的經歷對其個人精神史乃至中國近代文化思想史無疑都是一件意義重大的事情。

將日本作為通向“西學”世界的管道

魯迅之所以留學日本，不單純是自我意願下的個人選擇，而是當時的時代背景所使然。換言之，當時，在西方列強和日本明治政府的壓力下屢屢戰敗的清政府，力圖改革自身的政治和社會制度，作為其中的一環，開始了海外留學生的派遣。特別是在向“東洋”日本派遣留學生上表現得尤為積極。

“洋務派”名臣張之洞（1837-1909）在其著書《勸學篇》（1898）中強調，“西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他所說的“（留學）西洋不如（留學）東洋”，在當時似乎被當作了留學行動​​指南。

本來，魯迅對張之洞這樣的官僚並沒有好感，但從他的藏書來看，卻不得不說在某種程度上，他走上了張之洞所指引的道路。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室編纂的《世紀之交的文化選擇——魯迅藏書研究》（湖南文藝出版社，1995年）中記載，魯迅留下了4,000多冊藏書，其中的日語書籍達995冊，幾乎佔了4分之1。從這些數字我們可以了解到，對魯迅而言，日語書籍曾是多麼重要的知識資源。

然而，在魯迅大量的藏書中，日本文學類的書籍僅有136冊，歐洲及蘇俄的思想、文化及文學相關書籍的數量則遠遠超過了這一數字。如此看來，可以毫不過分地說，魯迅是將東洋日本當作了通向“西學”世界的途徑和“管道”。

多元化的知識環境與知識生產

儘管日本被視為一個學習西方的管道，但它絕非透明之物。魯迅借助日語所獲得的歐洲及蘇俄的思想、文化，均受到了當時日本的知識環境的影響。 20世紀20年代後期到30年代初期，魯迅對革命後的俄羅斯產生了興趣，購買了大量蘇維埃文藝理論類書籍，而其中多數是日譯本。對不懂俄語的魯迅來說，這或許是理所當然的。

儘管魯迅曾致力於將普列漢諾夫（1856-1918）、托洛茨基（1879-1940）和盧納查爾斯基（1875-1933）的文藝理論翻譯成中文，但隨著史達林體制的確立和鞏固，這些理論家都被排除出了主流陣營。魯迅在評價托洛茨基時，稱他是一位“深諳文藝的批評家”，似乎尤其是對他的“同路人作家論”產生了共鳴。雖然得知托洛茨基被逐出國，但魯迅依然堅持介紹他的文藝理論，還多次將之運用到自己的文章中。

令人饒有興趣的是，魯迅在這一時期還積極參與翻譯了日本白樺派作家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和有島武郎（1878-1923）的文藝理論。在《魯迅與托洛茨基》（平凡社，2011年）中，作者長堀祐造注意到“魯迅翻譯有島作品和接受託洛茨基文藝理論的時期相重合”，而這一現象並非偶然的一致，無疑具有特別的意義。就本文的宗旨而言，可以說，正因為魯迅面對了一種多元化的知識環境，選擇範圍才變得更加寬廣，從而才得以構建起了自己獨特的文藝理論。

（2012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