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区媒体的战斗 “让灾区讯息传到东京，传向世界” 【Part 1】

在福岛感受不到“纽带”的存在。核电站事故仅仅只是福岛的问题吗？

原野　我听说，像今天这样，来自本地的两家报社和4家电视台的有关人士共聚一堂展开交流，在大地震后尚属首次。想必大家各自都有许多想法和看法，那么，我首先想了解的一点是，各位认为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民报 早川　除了受到海啸破坏的沿岸地区外，县内大部分地区已基本恢复正常生活，表面上看似回到了“3.11”以前的状态。但是实际上，县内居民现在的生活已和过去截然不同。目前，核电站事故依然没有平息，有多达16万的居民仍被迫在分布于各地的临时住宅等设施内过着避难生活。同时，避难区域外的本县居民也生活在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低剂量辐射环境中，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些有孩子的家庭迁往县外避难的现象也十分突出。清除污染，降低生活空间里的辐射量，这是眼下最重要的任务，却丝毫没有进展。我认为这已经成为阻碍灾区恢复重建的重大因素。

早川源一

KFB 早川　考虑再三，我也想不出哪一个是最重要的任务。因为各个领域都有很多重要任务。其中，我首先想到的是，福岛被贴上了标签。之前，我曾被同一个系统的放送局（广播电视台——译注）找去谈话，感觉到一种 “希望福岛独立收拾残局”的氛围。2011年，日本选出的年度汉字是“绊（情感纽带——译注）”，但身处福岛，我却怎么也感受不到这种东西。且不说依靠情感纽带联系在一起，现实中，我感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希望将事故归结为福岛的问题来进行处理的氛围日渐浓厚。

县外的当事人意识日益淡薄

FTV 后藤　由于此次发生的是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地震，所以我认为最初一段时间，无论距离远近，恐怕几乎所有日本国民都有一种当事人意识。然而，经过一年之后，在福岛县以外其他地区的民众中，当事人意识迅速降低，感觉只有福岛被视为特殊地区，有一种日渐立群孤立的焦躁情绪。一有在县外民众面前说话的机会，总会有种提心吊胆的感觉。县外民众的当事人意识日益淡薄，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问题。

高野浩司

TUF 高野　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积极性的变化。在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过于纷繁复杂，县民处在一种担惊受怕的境况之中。同时，我觉得本县未能与周边建立起合作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有必要更好地与外部进行合作。光靠福岛自己去面对辐射等问题，感觉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个人认为，本地和整个福岛县必须积极向外部传递讯息，当做是结交朋友一样，与外部建立合作关系。

民友 濑户　考虑到县民的生活问题，我认为清除污染是最重要的任务。无论要做什么，首先都要清除污染，希望能够恢复到3.11以前的正常状态。只要尚未从心理和物理两个方面彻底消除居民的不安，县外民众对福岛的看法就不会改变。我认为这是一切工作的起点。

早川正也

民报 早川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低剂量辐射这种尚未得出科学结论的概念呢？大家都感到很困扰。辐射问题之所以可怕，当然是它对健康造成的影响，而更严重的是，它将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纽带和地区团结。应该如何处理清污过程中产生的核污染废弃物呢？在尚未明确其对健康造成影响的情况下，如果做最坏的考虑，那么大家自然会表示“可别运到我们这里来”“请在当地处理”。看到有关接收岩手、宫城两县地震瓦砾的工作毫无进展，我感到这种情况已从县内蔓延到了县外。照此下去，福岛县将会孤立，恢复和重建也就无从谈起。在报道辐射问题时，除了对健康的影响外，还必须考虑到这些社会性的因素。在最近1年来的报道工作中，我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

产生了“不要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的默认规则

原野　清污工作的实际进展如何呢？

KFB 早川　可以说是参差不齐。本来，有必要从面进行思考，展开行动，但现在的情况却是，国家不做，就只能市去做，市不做，就只能行政区去做，而行政区不做，就只能是社区、左邻右舍，甚至是个人去做，导致清污工作水平参差不齐。由于除污工作未能整体铺开全面实施，所以辐射量降低不下来。

原野　这是指政治上缺乏当事人应具备的能力吗？

濑户荣治

民友 濑户　尽管从现实情况来看，福岛的危机就等同于日本的危机，但很多人都在质疑政治家们到底在做些什么。虽然复兴厅等部门正在采取各种行动，但只要听一听东京霞关（日本中央政府集中地区——译注）人们的言论就会发现，除了政府相关部门外，其他大多数人似乎对福岛问题已漠不关心。正如阪神淡路大地震时那样，为了让重建工作更上一层楼，而非单纯复原，希望中央有关人士能够继续关注福岛。

TUF 高野　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辐射影响，人们都不愿意到这里来。我觉得，如果避难人员不返回，人口将进一步减少，逐渐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虽然也有意见认为，对福岛而言，有必要进一步放宽有关农产品辐射剂量的标准，但针对如何设定这一标准，要想找到一个令当地和全国都普遍感到比较合适的定位，却是相当困难的。

“流言灾害”，2010年产的大米也遭到退货

后藤义典

FTV 后藤　我认为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是，2010年产的大米也遭到了退货。明明是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前的大米，却被退了回来。或许这是一种无知行为，可现实状况就是如此。不过话说回来，由于的确存在造成健康危害的可能，所以福岛的各种产业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明确标示出会造成危害的部分，与谣传划清界限。比如，就农产品来说，应实施全面检查，彻底区分优劣。因为如果采用抽样调查，别人就会觉得这是在钻空子。

民报 早川　可是，标准的设定非常困难。在制定关于食品中所含放射性铯的新标准时，厚生劳动省解释称，暂定标准值也可确保“安全”，但为了进一步让人“安心”，所以提高了标准。的确，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或许是越严越好。但站在生产者的立场而言，在清污工作尚无进展的情况下，如果提高标准，则有可能导致无法开展生产活动。福岛县内既有生产者，又有消费者。如果按照首都圈那种单纯作为消费者的眼光来设定标准，就会导致一部分人被社会所抛弃。

比如有这样一个故事。据说某小学召开了一次PTA（家长教师联谊会）会议，一位母亲表示：“希望不要再以自产自销为由继续使用福岛县的食材烹饪学生餐了。”听了这话，另一位家中经营农业的母亲马上反驳说：“明明低于标准值，为什么我们生产的农作物就不行？”两个人就此争吵起来。

此外，在主动避难这个问题上，我听说过这样的情况：出去避难的人被不去的人说成是“逃跑了”，而留下来的人又被出去避难的人说成是“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尽管人们可能会斥责我们，要求我们必须明确报道低剂量辐射造成的健康影响，但在尚未得出科学论断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简单地定性为安全或者不安全。这也是需要极为小心谨慎进行报道的部分。

FTV 后藤　如今，在福岛县民中，“不要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已经成为一个默认的规则。辐射问题也同样，吃或不吃县内产的大米，这取决于个人的价值观，不会强迫别人按自己的想法行动。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生存的重要原则。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也需要一个能获得县外民众理解的底线，尽快制定能让大多数人信任并接受的标准值。如果不划定这样的底线，人们永远只会认可“零检测值”，于是发展成一种畸形状态。

孩子们也发出了担心受到歧视的声音

村上雅信

FCT 村上　在孩子们中也出现了在县外受到歧视的问题。采访高中女生时发现，有的孩子认为自己已经不可能嫁到县外了，还有许多女孩子担心将来能不能怀孕。我认为，作为本地媒体，必须对这些问题给予正确的舆论引导：什么是真正正确的？孩子们是否真的不能怀孕？是否不能与县外人结婚？

民报 早川　地震后最初的一段时间，东北民众不畏困难、坚韧不拔的精神受到了称颂。然而，一般来说，媒体容易倾向于选择呼声较大或直言不讳的人作为典型进行报道。尽管这些发言谈不上是错误的，但从能否代表全体意见这一点来说，我认为还是有些差异的。地震发生后，有的县民情绪激动地将愤怒发泄在东京电力的社长身上，那样的场面是绝好的新闻画面，容易受到媒体的宣传报道。可是，如果认为这就是全体县民的象征，那也是很尴尬的。

民友 濑户　比如，主动避难的人在作为“福岛来的避难者”接受采访时，往往会讲述在福岛时的担忧。由于县外媒体报道了这样的内容，于是有很多人认为整个福岛县都已无法居住了，福岛的人都穿着防护服外出行走。尤其是中央媒体的报道造成的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TUF 高野　我认为，对主动避难人员在县外讲述的福岛现状，如果媒体不断强调报道那里的危险，会令现在仍然住在福岛的人们感到心寒。在黄金时段全国播出的电视节目中，反复出现了用某些特定的主动避难人员的谈话来强调整个福岛危险性的画面。张口闭口都是“福岛再也不能回去了，再也不能居住了”，许多看到这一幕的县民表示，“对我们这些至今仍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看到这些也只是徒劳无益而已”。我想，如果毫无根据地夸大危险性，有时会伤害县民感情。

县外媒体都按照事先设想采访

原野　各位觉得当发生了类似这种千年一遇的大地震及核电站事故等事件时，灾区的本地媒体应该履行怎样的责任呢？

民报 早川　我认为是不断发布、记录现状和课题。地震和核电站事故已过去了一段时间，政府宣布核电站事故已经“平息”，在中央媒体上的曝光率也减少了。我总觉得有一种“希望就此了事”的气氛。可是，正如我刚才也提到的，县内的清污工作毫无进展，与地震刚刚发生后的情况没有丝毫变化。如果就这样被“不了了之”，那是不可容忍的。我认为，作为本地的报道机构，我们仍需进一步努力。

民友 濑户　地震后，维生管线被切断，汽油无法运进来，物资供应中断，发生了氢气爆炸，等等，我们身陷多重灾害之中，我曾思考过应该如何进行报道。尽管对事实必须进行冷静地报道，但媒体还是容易向追求轰动效应倾斜。从结果来看，存在需要反省之处。比如，在我们是否事先对 “SPEEDI”（环境辐射剂量预测系统）有充分认识这一点上，其实我们对它一无所知。要问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东西，抱歉说一句，我想几乎没人知道它。时至今日，仍有不少读者询问西弗与贝克勒尔有何区别。我想，如果我们能向全国民众正确而通俗地介绍有关放射线的知识，或许大家对福岛的看法也会改变。

一方面，来自东京一些大型媒体的记者，由于采访时间有限，普遍是采用按照某个主题或者方案进行采访的方式。而另一方面，我们这些本地媒体，往往会派遣专门负责的记者扎根当地，时刻关注人们的生活和当地的形势。我们采取的，是不受政治左右、始终以客观的视角进行采访的形式。我认为，了解当地民众真正需要什么，正确报道地震情况，这些才是本地媒体的基本工作。

内阁记者发布会与本地媒体视角不同

民报 早川　说到立场的不同，比如，在东京的净水厂检测出放射性铯后，我曾在社内说过“明天中央媒体的口径就要变了”，后来果然如此。给人的印象是，在饮用水和食品安全问题上，他们一改此前“对健康没有直接影响”的论调，语气变得严厉起来。这让我切身感受到了中央与地方视角的不同。我认为，我们这些本地媒体的责任，就在于要以仍然身处县内的198万福岛民众的视线去观察、思考和诉说。

FCT 村上　说到与中央媒体的视角差异，2011年11月，福岛第一核电站首次面向媒体开放时，我也参与了现场采访，感受到了这样的差异。那是一次由内阁记者会（设在首相官邸院内的记者俱乐部）主办的采访，本地的媒体也参加了。由于我们曾多次进出核电站，所以我们重视的是爆炸前后有何不同，换而言之，我们关注的是从县民的角度出发将会感受到什么。然而，内阁记者会所属的记者们则是一切按事先的设想行事。尽管监测结果早已公布，但他们却用好像刚刚得知辐射剂量程度的口吻加以报道，这又增加了人们对福岛的负面印象。针对本地与外界关注点的差异问题，最近，我开始考虑，本地有必要更多地向海外乃至全世界积极发布信息。从这个意义而言，这次的活动就非常好，让我们有机会向海外介绍本地的真情实感。

原野　是否也有一些事情让各位切身感受到了与海外媒体的差异呢？

喜欢制造轰动效应的海外媒体

FCT 村上　回过头来看，捕捉到3月12日1号机组爆炸和3月14日3号机组爆炸影像的，在世界上只有福岛中央电视台一家媒体。我们发现并播出了最初的爆炸，还向同系统位于东京的核心电视台——日本电视的报道人员提出了立刻进行全国播送的要求。但却因“如无法说明是什么爆炸则不能播出”这一理由而搁置。明明拍到了发生爆炸的影像，为何不播呢？或许也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当时在全国播出，那么首相官邸行动了，最终全国也行动起来了。当时，我只是感觉到了与中央的差异，到了4月，我又体会到了与海外媒体的差异。

我们捕捉的爆炸影像是在17公里外的地点拍摄到的，所以没有声音。可是，上传到You Tube等视频网站上的德国某电视台的新闻视频却加上了爆炸声，当人们在日本看到这些加工影像后，纷纷质疑“为什么会有声音呢？”“本来是有声音的，为什么福岛中央电视台播出时没有播放声音呢”，引起了一片哗然。或许他们是为了让有关爆炸的报道更有轰动效应才对影像进行了加工，但由于受众不知道哪个素材才是真实的，于是招致了混乱。

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氢气爆炸时的图像（福岛中央电视台提供）

外国人采访福岛的角度与我们略有不同。比如，他们会在未明确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将小孩流鼻血、嗓子疼、拉肚子等现象与辐射的影响联系起来进行报道。在国外看到这些报道的日本人向我们提出抗议，说“国外作了这样的报道，为什么本地媒体不报道这些情况呢？”作为本地媒体，我们不是想强调安全，而是希望传递真实准确的信息。然而，海外或县外的媒体那些不负责任的报道，会使我们这些本地媒体采访获得的素材变得面目全非。结果，收看报道的县民也不再信任本地媒体。我感觉我们一直处在这种相当为难的窘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