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的博物馆如何讲述核电站事故

两个博物馆，形成鲜明对比

福岛县的县政府职员们正在忙于筹备一个有关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大型展览。2016年夏季，在三春町投入200亿日元费用建设运营的“福岛县环境创造中心”将对外开放常设展览。有关方面正在研究将参观该展纳入县内小学五年级学生的社会课参观项目。按照事务局方面的说法，利用影像和最新IT技术实施互动式展览的目的在于“通过展示体验，对县民的担忧和疑虑做出解答，从贴近生活的角度理解放射线和环境问题，加深恢复和创造环境的意识”。

在距离三春町约40公里外的白河市，以当地民间团体为中心的力量正策划在一座木结构平房建筑内布置一个与县政府的展览迥然不同的展览。展览的焦点是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如何导致了灾害恶化，并且在事故之后没有考虑福岛县民的权利。为了避免人们遗忘福岛的经历和核电站事故的教训，民间人士捐赠了3000万日元，于2013年建起了这座“核电站灾害信息中心”。

应该如何记忆五年前发生在日本那场震惊世界的核电站事故？福岛县政府主导的“福岛县环境创造中心”和民间的“核电站灾害信息中心”的处理方式截然不同。县政府的项目无论资金力量还是影响力都很大，民间项目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必要问津政府的态度——到底要如何记录核电站事故。

参与了核电站灾害信息中心策展工作的福岛大学副教授后藤忍表示：“福岛核电站事故的灾民们对县立环境创造中心的展览持怀疑态度，认为其不可能很好地说明中央和福岛县对本次事故也负有责任这一教训。”

“按序排列发生过的事情”不是历史

政府和民间在关于作为史实的福岛事故的解释上的“对立”可以找到先例，那就是熊本县的水俣市的事例。那个沿海城市发生了世界史上最悲惨的产业灾害。Chisso株式会社的化学工厂向水俣湾排放产业废弃物长达数十年，水产受到污染，而食用了这些水产的数千名居民有的因水银中毒而死亡，有的饱受严重疾病的折磨。在经过半个世纪以后的如今，当地公立、私立的博物馆和资料馆内围绕水俣病的史实解释依然存在差异。

“水俣市立水俣病资料馆”开设于1993年，耗资60亿日元，目的在于“避免人们淡忘水俣病，将被称为公害原点的水俣病的珍贵资料留给后世”。该馆通过视频和展板介绍水俣病的历史和科学原因，受害者也会作为事件亲历者讲述自己的体验。

但非营利的受害者援助者团体“水俣病中心 相思社”的远藤邦夫理事却说这个资料馆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告诉人们水俣悲剧的教训。“我认为按序排列发生过的事情不能称作历史。确实是记录了‘事实’。毕竟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但它们具有怎样的意义？资料馆并没有深入的解说。”

1988年以来，相思社独立运营着“水俣病历史考证馆”。由香菇种植大棚改建成展览区的考证馆内展示着渔具、抗议运动的旗帜和其他各种有关水俣病的物品。一个目的在于记录水俣病患者们与病魔的斗争、政府和企业的责任与过失。远藤先生说：“我们认为水俣病是Chisso公司和中央政府的犯罪行为，这是水俣病历史考证馆布展的出发点。”“考证馆”承担着避免水俣病患者悲壮抗争故事被人们遗忘的使命。

污染、废弃物问题，“不符合展览目的”

谷歌地图

与水俣一样，政府与市民团体在福岛核电站事故相关展览中的关注焦点迥然不同。县立环境创造中心于去年公布了常设于交流大楼内的展览内容概要。交流大楼的展览分成了几个区域。“From 3.11 Square”按照时间顺序展示了堆芯融毁之后发生的事情，“放射线实验室”阐述了关于放射线的科学解释和旨在减少被放射线照射的方法等知识。此外，“环境创造实验室”介绍了福岛县引入可再生能源、与自然共生的情况以及创建“循环型社会”的尝试。

2014年10月，东京新闻的报道指出，该展览虽然主张建设“不依赖核能的福岛”，但策划者中却有几个被视为核电推进派的人物。

2014年，交流大楼的展览策划工作启动后不久，反核电市民组织“福岛行动项目”（FAP）便向县政府递交了对展览表示担忧的函件。其中，该组织提出了展览内容不可低估辐射造成的健康风险这一要求。此后，FAP的代表曾与福岛县官员就展览内容举行过八次对话。FAP的网站上公布的对话记录显示，当年一月，FAP方面曾提出意见，认为县政府的展览内容并未充分地说明核电站事故产生的核污水、清除核污染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弃物的处理问题等现实课题。

福岛县官员解释说，政府和企业的责任、提高放射线照射量水平上限值的做法、污染和废弃物问题“不符合展览目的，所以不会出现在展览内容当中”。并解释称，展览的目的在于“支持有关放射线和环境问题的学习活动”，其内容是由专家委员会研究确定的。

核电站灾害信息中心的长峰孝文馆长批评称“我认为福岛县环境创造中心的目的是塑造放射能安全神话”。灾害信息中心方面，前文提到的福岛大学后藤副教授目前正在推进常设展览的准备工作。目的在于通过比较核能发电相关各国的教材，凸显文部科学省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以前偏向于推进核电的态度。另一个展览将剖析在除了少数市町村以外的福岛县各个自治体，可以降低甲状腺癌发病风险的碘化钾为何并未被迅速分发到居民手中。

“感知馆”——力求“原原本本”地传播现实情况

位于福岛第一核电站25公里外的川内村的“感知馆”是一座虽由市民主导，却没有将重心放在政治讯息上的博物馆。利用一座废弃学校内的预制板音乐室建起的资料馆内陈列着核电站作业人员的防护服、放射能探测器、照片和村子的快讯等与堆芯融毁相关的资料和物品。

九年前从琦玉县搬迁到这里的媒体人西卷裕先生于2012年开设了这座“感知馆”。据说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他曾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事故规模巨大、情况复杂，好几个月都感到无能为力。不过，多年好友、作家田口Randy建议可以开设一个资料馆，于是他便开始着手筹建。当时，为了避免展览内容受到干涉，他没有申请任何政府性质的援助款项。

西卷先生说“我不认为政府没有责任。但展览并不是为了声讨政府”。展览的解说文字被控制在了最小程度。“因为我想尽可能地和观众聊聊，一同展开思考”。但西卷先生也不是常驻于此。“作为本村居民的我也有自己的日常生活，这是展览活动的前提。我也想尽可能原原本本地传达这一现实情况。”

采用对各自“有利”的解释

县和中央政府主导的展览策划与市民运动家主导的展览策划对大型环境灾害的观点有所差异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被指责对灾害负有一定责任的政府官员在策划建设用于记录灾害的博物馆时，不可能采用客观的处理方式，而包括受害者在内的市民团体在实施策划时，也难免带有主观情绪。针对福岛核电站事故，双方关于核电站的不同观点就显得十分突出了。

正因为处理方式有所不同，所以通过参观政府主导和民间主导的两种展览，应该可以加深对于事故的理解。可是，恐怕多数普通市民不会两边都去参观。正如福岛大学后藤副教授指出的那样，县政府的环境创造中心投入的预算是他参与了相关工作的核电站灾害信息中心的600倍以上，除了开展宣传活动外，还会将之作为社会课参观活动项目，让孩子们来参观。其影响力是民间的小型博物馆难以匹敌的。

另一方面，政府还在主导推进一个更大的项目。中央和县政府计划十年之内在福岛县沿岸地区新建一座名为“东日本大地震与核能灾害存档据点设施”的大型博物馆。

最后，再引用一下水俣病中心相思社的远藤先生的话。“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让生活在当地的人们来讲述那里发生了什么。如果他们本人无法做这些事，那就需要周围的力量来做，但政府和民间组织的解释会出现差异。只是因为他们都倾向于采用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去解释。”

（原文为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