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宗教解读日本

日本人与宗教——“无宗教信仰”与“类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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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对人类“个体”的确立与社会的形成具有深刻的影响。对于现代日本人而言,宗教具有怎样的意义?在战前战后的国家成立期宗教曾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宗教学家岛薗进先生将为我们解读日本人与宗教的联系。

《日本人为何无宗教信仰》一书引发强烈反响

1996年,宗教学家阿满利麿出版了《日本人为何无宗教信仰》(筑波新书)一书。该书还被翻译成英语和韩语,引发了极大的反响。阿满先生认为,尽管大家都说日本人是无宗教信仰的,但想必这只是相对于“创唱宗教”而言的。创唱宗教指的是拥有特定教祖和明确教义的宗教。基督教的教祖是耶稣基督,佛教的教祖是乔达摩・悉达多,伊斯兰教的教祖是穆罕默德。而印度教和神道则没有特定的始祖。此外,民间信仰也不存在特定的始祖,可以说是由无名之辈自然奉行而形成的。

日本的宗教长期深受创唱宗教的影响。6世纪传入日本的佛教在19世纪中期之前,一直是最具影响力的宗教。时至今日,仍有许多日本人在举行葬礼时采用佛教仪式,或者喜欢佛像,其中一些人还可以辨别阿弥陀佛、观音菩萨和地藏菩萨。超过大半数的国民每年都会扫墓,并且采用的是在墓前双手合十的拜佛方法。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基督教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不过,尽管基督教通过学校和学术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但作为宗教团体的基督教信徒人数仅占日本总人口的1%左右。再看神道,其中也出现了部分创唱宗教。19世纪中期,一位名叫中山Miki的农妇创立的天理教便是一个例子。许多新宗教都受到了神佛习合宗教的影响。19世纪中期以前,虽说都称作神道,但与佛教关系密切的派别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可见佛教影响之大。

基于自然宗教的日本人的信仰

如上所述,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到创唱宗教的影响,但阿满先生表示,总体而言,日本人的信仰基础是自然宗教。人们礼拜土地和家族的神明,不过多数情况下教义都不太发达。思考一下“无宗教信仰”指的是什么,广义上也许可以说是神道,或者可以说是民间信仰。首先是自然宗教产生了影响,之后又受到了创唱宗教的影响,尽管如此,这种影响并未达到根深蒂固的程度。因此,许多日本人一旦接触到强势的创唱宗教就会觉得有些不知所措,认为自己无法适应创唱宗教。这意味着他们不信仰狭义的“宗教”(创唱宗教),从而构成了众多日本人声称自己“无宗教信仰”的理由。

这便是阿满先生《日本人为何无宗教信仰》一书的主要论点。该书发行于1996年。前一年,即1995年发生了奥姆真理教事件。这个宗教组织的信徒中,20多岁的男性,尤其是大学生和研究生居多,甚至还有一些具备计算机图形学、医学和自然科学等高级专业知识的年轻人。他们之所以热衷于奥姆真理教,是否正是因为日本“无宗教信仰”呢?

针对这一问题,阿满先生将答案归结为“自然宗教”的存在,但自然宗教未必还是过去的模样。也有观点认为,自然宗教本身是起源于原始人时代的宗教,其进一步发展至拥有高度智慧的阶段后产生的便是创唱宗教。这可以理解为,世界的文明是在这种高等创唱宗教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作为日本来说,自然宗教指的是佛教传入之前的宗教。

或许神道也可谓是接近于自然宗教的一种宗教。上世纪80年代,在奥姆真理教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之前,“万物有灵论”一词早已广为流传。提起神道,似乎与日本的民族主义有所关联,具有排斥外国人的味道,但如果将神道表述为万物有灵论,或许给人的印象就变了。日本这个国家建立以前就有的古代时期的神道叫做“古神道”,而一部分日本人认为植根于自己心中的正是这种古神道。可是,从宗教学专家的角度来看,这种想法只是现代人图方便臆造出来的说法而已。

作为“类宗教信仰”的儒教

如上所述,针对日本人宗教信仰这一问题,有一种观点将日本人的特点归结为无宗教或自然宗教信仰。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也可以着眼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便是对“宗教”本身没有太多感情的日本人也通过各种形式接触着“类宗教信仰”。

比如儒教。日本人非常重视礼仪。日本人无论对谁都要低头行礼,可以认为这是深受儒教影响的结果。此外,日本要使用敬语。即便是中学生和大学生之间,对学长和后辈的用词也迥然不同,这是因为日本人重视“长幼之序”。崇尚对逝者的礼仪也是儒教的特点之一。虽然之前提到了葬礼和扫墓仪式都属于佛教范畴,但实际上也可以说其受到了儒教的影响。有观点认为,儒教是否属于“宗教”这一问题的答案会因“宗教”的定义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尊重“天”之“命”、尊重由祖先传向子孙的生命延续、尊重被礼仪赋予神圣性的秩序等做法都反映了其具有宗教性。此外,可以认为,东亚地区说的“道”相当于源自西方的“宗教”一词。对于生活在17-18世纪的日本人而言,佛教和儒教都是向人传“道”之教。

漫画《浪客行》中的“孤独”—着迷于“道”的现代日本人

儒教虽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种“类宗教信仰”,但明治维新以后,已经难以在现实社会中发现其踪影。不过,还有许多其他“类宗教信仰”的例子。比如,漫画《浪客行》(井上雄彦创作,讲谈社发行)截至2013年10月共发行了36卷,自1998年在杂志上开始连载以来,在日本国内的发行册数已超过6000万册。主人公是一名生活在16-17世纪的武士,名叫宫本武藏,身为流浪武士,却是剑术高手,同时还撰写了关于武士道的书籍。原作是1935年吉川英治在报纸上连载的小说《宫本武藏》。该小说大受欢迎,甚至被拍成了电影。

2013年10月发行的《浪客行》第36卷(井上雄彦创作,讲谈社发行)Ⓒ I.T.Planning,Inc.

要问该作品为何受到现代年轻人的追捧,一个原因在于其描写的“孤独”令人印象深刻。《浪客行》的主人公虽是武士,却是一位没有主君的流浪武士,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之身。他离开故乡,浪迹天涯,在全国各地不断寻觅强敌,发起挑战,所向披靡。而战胜对手之时又总是拼上了性命。因此,他必须保持随时死去的心理准备。主人公觉得自己不明白活着的意义,一生都在自我追问必须不断战胜敌人的意义,以及与敌人战斗这一行为本身的意义。获胜本身已成为目的,这样一种世界观似乎也强烈地打动了现代人的心灵。

由于2003年上映的美国电影《最后的武士》等因素的影响,近年来武士道一词的人气日益高涨。所谓武士道,就是抱着拼死搏斗,不惜为主君献出生命的心理度过每一天的精神世界。时刻做好死的准备是一个重要的要素。人们被这种思想体系深深吸引。甚至可以认为,人们觉得在寻找为何而生这一问题的线索时,武士道为自己提供了一个灵感。如此看来,在日本人之中,即便是感到与宗教有距离之人,但只要涉及“道”,也仍有许多人会通过各种形式与之发生联系。

比如,许多考入东京大学宗教学科的学生都很喜欢音乐或戏剧等艺术。同时,练习合气道和弓道等武道项目的人也非常多。就笔者接触过的例子而言,相当多的学生在进入高中和大学后喜欢上武道,出于希望加深武道感悟的目的而选择了进入宗教学科。不仅是年轻人,还有许多老年人学习陶艺、茶道等,通过技艺之道寻求心灵的安宁。他们并非想要钻研透彻难以捉摸、飘忽朦胧的“宗教”,而是希望通过更加贴近生活的“技”和“道”来寻求心灵的平和安宁。试图通过具体而切身的事物来获取精神性的价值,这可谓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特征。

通过学校得到推广的“国家神道”

如上所述,日本人拥有许多“类宗教信仰”。因此,大家难以自我觉察其为“宗教”。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或许就是“国家神道”。截至1945年,日本的学校一直推崇“教育敕语”。那是明治天皇于1890年向全体国民颁布的有关教育根本精神的圣谕。之后,小学成为了深受天皇圣谕影响的场所。此后直至战败的数十年间,众多日本人都习惯了神道式的礼拜。大家都会遥拜伊势神宫和皇宫,前往靖国神社和明治神宫参拜,向天皇的圣像和教育敕语低头行礼。这即是所谓的国家神道。在这一时期,可以说大多数日本人都在接受学校教育的过程中习惯了国家神道。

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前半期的笔者父母那一代人,在成年以后依然可以凭记忆哼唱小学时代每逢2月11日纪元节(*1)都要吟唱的歌曲(纪元节之歌)。

这些歌的歌词讲述了皇祖皇宗是拥有天照大神血统的天孙迩迩艺命(琼琼杵尊)的子孙,继承了皇祖皇宗血脉的天皇统治日本等内容。同时,歌中还提及了飞鸟(奈良县)。说到飞鸟,这是7世纪前后历代天皇建立都城,确立天皇家统治地位之地。

其他歌词中还提到了神武天皇作为首位天皇拉开祭政一致(即政教一体——译注)的统治序幕之初的事情。奈良县橿原市据传是这位具有神话色彩的神武天皇即位之地,这里的橿原神宫创建于1890年,也就是颁布教育敕语的同一年。

位于奈良县橿原市内的橿原神宫

相较于神社,莫如说国家神道在学校内得到了更好的推广。除了纪元节外,战前的节日大多都是皇宫内举行重要的天皇祭神仪式的日子。皇室神道、神社神道、学校活动是国家神道举行仪式的主要形式,孩子们通过教育敕语、修身课、历史课等课程,接触到了国体思想和崇拜天皇的教导。

国家神道追溯的历史

人们常常对神道抱有误解,认为神道即是神社、神职及其崇拜者的宗教。这种理解过于狭隘。其实,天皇崇拜思想才是推动国家神道发展的主要力量。国家神道通过神社以外的场所,尤其是近代国家的国民十分熟悉的学校、国民活动以及大众媒体得到了推广。可以说,这是以成形于江户时代的国体思想为基础,与国民国家一同形成的神道的全新形态。

所谓“国体”,广义上指的是“国家的政治体制”,但在日本(特别是战前的日本)则具有特殊意义,即“从历史之初就由作为天界下凡之神的子孙的天皇家族世世代代统治国民的神圣国家体制”。这个词还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由于拥有这种国家体制,所以日本将强于世界各国。

那么,在神道的漫长历史中,国家神道具有怎样的地位呢?民间的神道近似于一种甚至无法称为神道的不定型的民俗宗教,我们难以指出其起源时间。或许有的东西源自史前的弥生时代、绳文时代,也有人将之称为“古神道”。不过,要是说到皇室神道,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断定其起源了。

首先,7世纪末至8世纪初,天武天皇、持统天皇的时代,日本模仿唐朝的国家体制建立了国家礼仪和法律体系,为皇室神道奠定了基础。然而,到了中世后,佛教在日本占有优势,皇室神道成为了一种与本地居民的生活关联甚少、毫不起眼的事物。意欲将之置于国家核心地位的国体思想和祭政一致论在江户时代末期逐渐兴起,并成为了明治近代国家的基本理念。

从战前到战后,国家神道的大转折点

明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文部省)一直宣称崇拜天皇的神道是日本人的习俗,而并非宗教。因此,无论信仰的是佛教还是基督教,全体日本国民都被强制要求参加在神社和学校内举行的国家神道仪式。同时,崇拜天皇神道之外的神道,那些拥有独自教义的神道宗派被称作“教派神道”,才被划定为宗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并统治日本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认为日本的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与日本的宗教形态具有深层次的联系,尤其是在政教分离不彻底这一点上存在严重问题,决定迅速采取应对措施。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GHQ认为必须消除促使日本人鲁莽发动侵略战争的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于是,GHQ于1945年12月15日颁布了所谓的“神道指令”,昭和天皇于1946年1月1日通过新年诏书发布了否定天皇神格化的“天皇人间宣言”。

基于上述情况,大家一直理解为国家神道已被“解体”。但即便是在战后,皇室神道也大体得到了维持。之后,旨在恢复皇室神道与神社神道之间的关系,强化神道作为国家活动这一属性的运动始终十分活跃。从这种广泛意义而言,1945年以后,国家神道依然存续了下来。国家神道原本是基于天皇崇拜相关民间运动发展起来的。战后,变成了民间团体的神社和神职组织(神社本厅)成为了开展国家神道运动的主要推手之一。尽管与战前相比已被淡化了不少,但继承了“神之国”信仰的国家神道至今仍拥有大量支持者。这虽也属于信教的自由,但必须控制在不影响他人思想信条自由的范围内。

宪法第20条 “信教的自由”所发挥的作用

回顾战前的历史,确实有正当的理由担心国民可能会被强迫参与国家神道,失去思想和信条的自由。日本国宪法第20条规定了“信条的自由”。第1项规定“对任何人的信教自由都给予保障。任何宗教团体都不得从国家接受特权或行使政治上的权利。”,第2项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参加宗教上的行为、庆典、仪式或活动”,第3项规定“国家及国家机关不得进行宗教教育以及其他任何宗教性质的活动”。换言之,日本在宪法上做出了明确规定:不可强迫任何人遵从国家神道,也不允许国家赋予神道任何特殊地位。

安倍晋三首相于2013年12月26日参拜了靖国神社,使得靖国神社所象征的意义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如果将靖国神社当作国家举行官方仪式的场所,那么该行为就含有向驱使国民树立具有宗教色彩的天皇崇拜思想这样一种战前体制靠拢的意味。在遏制强化国家神道方面,宪法第20条的规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尽管许多日本人对宗教的感情淡薄,甚至被视为无宗教信仰,但正如国家神道的例子所反映的那样,即便是在日本,宗教跟社会及国家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恐怕我们不应忽视这一点。

标题图片:新年首次参拜京都八坂神社的人们竞相购买绘马和破魔箭(图片提供:R-CREATION/Aflo)

(*1) ^ 1872年(明治5年)制定。将2月11日作为日本书纪中神武天皇即位之日来设定的一个节日。纪元节于1948年被废除,1966年起作为“建国纪念日”变成了一个国民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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