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和“多数”群体的意义

学生主导的“非暴力”抗议运动

2014年春，台湾政治舞台上掀起了一股名为“太阳花运动”的旋风，而后又很快复归于“平静”。

3月17日，台湾执政党国民党在立法院（相当于一院制国会）的内政委员会上强行宣布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协议”（2013年6月签署）完成审议，并将送立法院院会存查。这成为了运动的导火索，第二天18日，对此表示反对的学生冲入并占领了立法院议场，直到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相当于国会议长）出来调停，表示“在两岸（中台）协议监督条例草案完成立法前，不会召集服贸协议相关党团协商会议”后，方才于4月10日退出议场，运动至此告一段落。

尽管这一期间出现了部分学生冲入行政院（相当于内阁）大楼内，警察实施驱离时有人受伤，但运动强调“非暴力抗议”，从总体上看，整个过程是极为和平的。从决定接受立法院院长调停到离开议场的3天时间里，示威学生们清扫了议场和之前因静坐示威、举办演讲而占据的周边道路，行事细致周到。

“公民不服从”——以民众“多数”为背景的诉求

然而，这并不是一次单纯在街头举行游行和召开集会的行动，他们占领国会议场及其周边道路进行示威，即所谓的“采取行动”，也是一种“非法”的活动。以“非法”“采取行动”的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居然能以如此平静的方式收场？那些对东大安田讲堂攻防战（1969年）与浅间山庄事件（1972年）等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新左翼运动苦涩结果依然记忆犹新的日本人，恐怕有不少人会对此感到意外。

这是何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正如新左翼运动渐至尽头时提出的口号——“寻求团结而不惧孤立”所象征的那样，当时日本的学生运动，向社会发出呼吁以获得广泛支持的希求非常淡薄，导致其“采取的行动”被贴上了“暴力”的标签，最终走向衰退。

但是，今天台湾出现的“太阳花运动”不同。18日冲入并占领议场的行动迅速赢得了支持，这在一般人的预料之外，恐怕也超出了当事者的预期。学生占领议场后，静坐示威以表支持的民众将立法院周边道路堵得水泄不通，包括议场内外的联络与补给、向台湾内外发布其主张等工作在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家在一瞬间便摆好了阵势，形成了一股浪潮。数日后，这股浪潮开始被人们称为“太阳花（学生）运动”，3月30日，示威者甚至在总统府前举行了抗议集会，警方公布的参加人数为11万人，而主办方宣称有50万人参与了这次集会。

运动的背后是否拥有在社会中具有一定规模且轮廓较为明确的“多数”的支持，恐怕是能否实现“平和”收场的一个重要因素；再加上马英九总统和王金平院长之间存在的执政党党内的对立，可以认为，政府因此而未能果断坚决地强行驱离占领议场的学生，不情愿地认可了王院长的调停结果；或许还可以说，示威者也因有望回归到占据“多数”的大众之中，所以可以接受眼下的妥协。就是这种来自大众的“多数”势力，将“太阳花运动”塑造成了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典型事例。

为捍卫民主政治唤来的“多数”群体

那么，这种“多数”群体到底是什么呢？它首先是捍卫民主政治的“多数”势力。占领议场的行动唤起的不仅是人们对“服务贸易协议”本身的是非争论，也是对政府执政党的不信任和抗议，因为现政府在渴望与中国加强关系的过程中没有充分顾及该协议为台湾前途带来的巨大影响，未能履行解释的责任，违反了有关法律审议的规则。或许可以说，对形成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台湾民主体制，广大民众共同产生了一种是否出现了什么变数的疑虑。若没有这种忧虑唤来广泛“多数”的民众，大概就不会出现街头政治中广大的示威群体，支持和拥护占领议场的学生。

不过，占领议场的行动并非无缘无故就在街头催生出了这样的“多数”势力。一个背景原因在于，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国民党重夺政权之后，公民不服从活动逐渐有了一定的积累。此前的街头政治的多数势力指的是台湾政治社会的两大阵营——国民党和民进党围绕总统选举和其他争论点比拼号召力而动员起来的民众，即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下被动员到街头的政党政策的追随支持者们。

然而，2008年国民党重返政权以后，在产业开发和城市再开发之际，各地频发了反对强征土地运动、新兵受虐致死抗议运动、反核电运动以及“服贸协议”签署后开始的反对运动等，有时可以动员超过数万名抗议者走上街头。“太阳花运动”无论从人力还是组织上看，都是前述那些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针对中国的渗透，“台湾认同”增强

“太阳花运动”显露出的“多数”势力的另一个侧面，也是2008年以后开始显著增强的“台湾人”认同。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一项问卷调查，让台湾民众在“台湾人”“中国人”“都是（既是台湾人又是中国人）”三个身份认同选项中做出选择，下图显示的是该调查的结果。

观察此图可以发现，2007年，在被认为独立倾向强烈的民进党陈水扁政权时期，选择“台湾人”的人数比例实际上还略低于选择“都是”这个折中归属意识的人数比例；但2008年情况发生逆转，之后在马英九当政时期，选择“台湾人”的人数比例持续上升，到了可谓是“太阳化运动”前夕的2013年12月，该比例达到了近60%。运动期间，在许多参与或支持运动的年轻人、学生们中出现了种种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是“台湾人”而非其他任何身份的故事，此处不作详述。对运动产生共鸣的多数人，我们或许可将他们都视为包含在了这种 “台湾人认同”的大众之中。

此外，在“太阳花运动”中，人们频繁而带有批判色彩地提及了“跨海峡政商网络”和“两岸权贵阶级”等词。批评观点认为，国民党马英九政权下，在台湾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以及执政党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各种交流进一步扩大的过程中，覆盖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既得利益网络日益扩张，大有掌握台湾走向决定权之势，这压迫了在台湾与中国关系发展中难以受益的阶层，并不断侵蚀着台湾的民主政治。

上述言论也包含了对“新自由主义秩序” 的批判之意，围绕作为新“多数”大众的台湾认同政治，它与新的阶级政治重合。或许可以说，这也是“太阳花运动”背后“多数”群体的一个新特质。

“新多数”的前进之路充满荆棘

“太阳花运动”使台湾政治中浮现出新的“多数”群体，与之对峙的是“旧”的“多数”群体，他们在2012年选举中助马英九再次当选总统，给现行制度框架内的政治赋予了正统性，执政党国民党因此掌握了国会运营的主导权。此次运动迫使这种“旧”的多数势力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对其支持的政权的问责提出了质疑。

但是，按照现行的政治体制，在预定于2016年举行的下届总统选举和立法院选举之前，新“多数”势力不会有机会向其认为疏于解释责任的总统和国会议员直接问责。于是，参与了“太阳花运动”的市民组织等发起了旨在纠正现行民主制度中问责制缺失的公民运动——“新宪法运动”，还应运而生了“公民组合”，准备在2016年总统选举时同期举行的立法院选举中拥立自己的候选人。

不过，其前途不容乐观。因为问题不仅仅在于台湾民主的问责制。即使暂且不考虑安全保障和国际政治层面的问题，中国也不可能减弱借助“跨海峡政商网络”对台湾进行渗透的力度，而国民党亦不可能放弃该党在现行政治制度内易于赢得多数的好处。面对外部来自中国的渗透和内部新“多数”势力的登场，被期望在现行政治体制的框架内与国民党抗衡的民进党又将如何应对？其方向性尚不明朗。

与此同时，“公民组合”能否通过国会选举等方式迅速在政治体制内站稳脚跟，则还是一个未知数。1990年春，被称为“野百合运动”的学生和公民运动，在推动民主化发展的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如今对了解台湾民主化历史的人们来说，依然记忆犹新。但似乎可以认为，2014年出现的“多数”群体，他们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更加具有挑战意义。

（2014年6月28日）

标题图片：学生领袖们在台湾立法院前举行新闻发布会（2014年3月27日，时事通信社）